《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企改革做出了系列部署，其中不少内容借鉴了较为激进的383方案中的意见，令市场对新一轮国企改革寄予厚望。

　　国企改革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一方面是因为其能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回顾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变革，我国国企的经营状况和竞争力明显改善，同时，国企在整体工业产出中的占比也从1998年时的超过一半降至2007年时的约三分之一，“国退民进”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活力。

　　然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成果遭遇了“国进民退”的逆流。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大量的流动性涌向了规模更大且与政府关系更为密切的国企，令国企的杠杆率明显上升。但与此同时，以国有企业现有的经营能力，无法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规模如此庞大的资源，使其盈利能力明显恶化。而即使是5年后的今天，“国进民退”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0月份国企的利润同比增速从上月的19.3％大幅下降到6.6％，而非国有企业的增速则基本维持稳定，外资企业还有所提升。我们设想一下，若国企能够拥有与非国企同样的盈利能力，那无疑将为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强大动力。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企改革的倒退，实质上已经阻碍了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随着多个领域的“国进民退”，国企的垄断地位愈发牢固，严重挤压了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这也是为何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放宽市场准入门槛、促进民间投融资，但效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我们不难想象，在拥有行政资本和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面前，民间资本即使有来自中央的“通行证”，也很难不在“玻璃门”上撞得头破血流。

　　更关键的是，这种实体经济的资源错配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虚拟经济的运行。从理论上说，资本应该向最具活力和生产力的领域聚集，然而，在国企拥有政府信用背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很难改变“嫌贫爱富”的放贷取向。这不仅阻碍了金融改革，更导致了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

　　因此，在固有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效应愈发明显、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衰减的今天，通过新一轮国企改革，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激发新的经济活力，对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纵观中国的大多数改革，“倒逼”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仅以上一轮国企改革为例，若非国企的亏损情况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国退民进”很难如此顺利的进行。而就目前来看，虽然社会各界普遍希望政府能够加速国企的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力量对竞争性领域的干预，但是，这种力量似乎还不足以倒逼突破性的改革制度出台。因此，笔者认为，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未来的国企改革道路阻碍重重。在此过程中，最现实的做法或许是在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同时，将更多的资源放在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上，以提升非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通过加强市场竞争来倒逼国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