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改革步入深水区的背景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改革的新起点。

　　目前，中国推进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改革越来越需要改革政府自身，没有深化改革，公平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无从谈起。二是中国经济已进入新阶段，经济增长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旧的发展方式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若不能继续深化改革，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和风险会不断增加。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改革过程中不断积累实践经验，衍生出一套符合国情的改革方法论，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贯穿上下的改革执行力。可以说，改革方法论的深刻性与改革执行力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深度、广度与力度。这也决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改革推进将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配套性”。

　　“整体性”的重要性至少包括，改革必须充分考虑各项影响改革的要素，注意各要素间的关系，避免因考虑不周影响改革的进程与成效，必须保持各项改革的步调一致性。因为诸多原因处于改革滞后的领域和区域需要打破利益藩篱，避免拖整体改革的后腿。

　　“系统性”的重要性至少包括，改革方案必须兼顾各个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联动关系。单一领域的改革对其他社会领域和主体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需要对各个领域改革之间的关系作深入思考和相应准备。如部分改革之间存在短期或局部的冲突，也需要充分协调，把握先后与轻重顺序。

　　“配套性”的重要性至少包括，单一的改革主体措施需辅之以其他针对性改革措施，才能将改革的综合成效最大化，否则，可能使其陷入事与愿违、初衷难圆的局面。

　　由此观察中国改革，不难发现，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是“整体性、系统性、配套性”改革的焦点所指，也是贯彻改革执行力的着力点所在。

　　从政府层面看，作为改革的执行机构，政府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两个弊病。这要求：

　　一是减少审批、转变职能。减少审批能促进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让企业把更多精力专注于为市场创造价值而非关注于政府关系；转变职能则意味政府要把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其中精简机构是职能转变的一个措施，能降低社会整体运行的行政成本，将不必要的冗员淘汰在外。

　　二是反腐倡廉、强化公信。反腐除聚拢民心，为改革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同时还能保持中央政府改革意志的执行。而提高行政系统的执行力，直接关系到改革方略能否落实，并对社会及经济预期产生巨大影响。

　　从市场层面看，企业是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在内的各类社会资源配置整合的主体，是体现市场机制和市场运作的细胞，也是“整体性、系统性、配套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长久以来，国企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因为组织臃肿低效和垄断而饱受诟病。因此，有必要采取诸如股权多元化等制度安排，在保持国有控制权的同时，优化其治理结构并提高其市场活力。除国家安全等领域外，国企也需要走出单靠行政支持的路径，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和其他类型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这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可以想象，由于利益固化等诸多原因，国企改革策略设计与执行必将面临来自多层面的阻力，这将成为检验改革执行力的试金石。

　　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民营企业被证明是可高效配置市场资源的一个主体。近年来，虽然中央多次发文强调要为民企发展拓展空间，但在这个领域，改革执行力的不足，让改革的措施停留在各类无形的“玻璃门”和“天花板”面前。如何创建良好的创业环境，真正激活市场微观活力，也将是衡量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执行力的标尺。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进一步从整体上厘清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系统推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体系的优化，加快法律、金融、财税体制等配套性改革。我们坚信，通过摆正政府的定位，通过激发企业的活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能由表及里夯实改革执行力，从点到面创新改革方法论，问题的共识将更多地转化为行动的共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也必将更加充实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