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堰塞湖”，大量积蓄的产能造成了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可一旦释放出来，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冲击，化解过剩产能特别是钢铁、造船、电解铝等行业的严重过剩产能，成为当务之急。 

　　最近，有一种观点提出，可以通过“输出战略”来化解过剩产能。所谓输出战略，就是把过剩产能向有需求的海外市场转移，将之转化为国家债权。这种观点还拿出了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作为论据，“二战”后，美国的工业部门也面临着产能过剩，马歇尔计划其实就是“资本输出+产能输出”，向受援国提供低息、无息贷款乃至赠款，用以购买美国制造，消化国内产能，这种“资本+产能”双输出模式促进了美国和西欧战后经济的发展。 

　　乍一看，中国目前也完全可以采取“资本+产能”的双输出。一方面中国目前坐拥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苦于投资渠道匮乏，不得不高配美债资产；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一直困扰着实体经济，“双输出”似乎可以化解两个“堰塞湖”。但是，“马歇尔计划”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背景，可借鉴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值得商榷。更重要的是，从产业结构上讲，当年美国面临的过剩和中国目前面临的过剩完全不一样，美国过剩体现在制造能力上（如汽车工业等），而中国过剩更多地体现在初级加工品（如钢铁、光伏、电解铝等）。 

　　不妨以钢铁、光伏和造船这三个行业为例，分析一下产能输出是否可行。 

　　2012年，中国的粗钢产量为7.16亿吨，占全球产量的46.3%，仅河北一省的产量，为美国的1.8倍、印度的2.1倍，与欧盟27国产量相当。而目前粗钢产能逼近10亿吨，开工率仅为75%左右。假设开工率提高5个百分点，粗钢产量就释放了5000万吨，这些年中国钢材出口平稳，意味着国际市场需求稳定，且不说这5000万吨增量能否被消化，仅所带来的价格变动，对贸易商和加工企业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打击。 

　　造船面临着需求不振的难题。航运业是强周期的行业，目前还未走出低谷，船东要么取消订单，要么延期付款，勒紧腰带过日子，船厂有产能没需求，又向哪里输出呢？ 

　　光伏更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补贴政策不到位等因素，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还未发育成熟，光伏组件主要出口海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贸易争端，加之需求大国正在减少补贴政策，光伏企业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纷纷将目光瞄准国内市场。可以预料，未来光伏的主战场将在国内，而非海外。 

　　产能输出的另一个恶果是价格战，中国稀土为什么“黄金卖出白菜价”？根源就在于企业竞相扩大产能，竞相压价出口，导致稀土的价格与价值背离。在这种情况下，配额制、出口资质等一定的约束机制是必需的，鼓励出口只会造成产需进一步失衡。还有一些行业受运输半径的制约，即便产能过剩再严重，也只能在本区域市场消化（如水泥），跨区域或者向海外市场输出的难度非常大，成本也极高。 

　　当然，有一些加工制造业可以进行“资本+产能”双输出，如天虹纺织集团投资3亿美元在越南建立纺织工厂，但这种“输出”的动机并非出于产能过剩的压力，本质上是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的产业梯度转移，即转移到生产要素更加低廉的地方，攫取更高利润。产业梯度转移和产能输出是两码事，仅为表现形式一样，但不可混为一谈。 

　　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很多，除了能被时间熨平的供需失衡波动外，还有货币超发的因素，有国企因“软预算约束”导致非理性扩张的因素，有地方政府干预和刺激的因素。治理产能过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国内产业政策，应对症下药，如去杠杆化、建立国企约束机制、减少行政对微观领域的干预等等。“产能输出”或有一定效果，但非常有限，不能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