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研究报告引起公众关注，在会议渐行渐近之时，这份早已公开的报告重新燃起人们对改革强烈的期待。

    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取得的成就显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这主要依靠传统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依靠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依靠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为其带来廉价劳动力优势，及制度转型释放经济内生潜力与红利，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

    不过，这种以廉价优势为主的中国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固化了占优的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了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使改革知易行难，如近年来当中央做出的一些改革决策，很容易在执行中被地方政府层层曲解与化解，出现政令不畅现象。同时，随着外部市场环境日趋不确定性，中国主要依靠投资的发展模式遇到了挑战，再加上人口老龄化、要素资源价格上涨、产能过剩、政府负债不可持续性等问题，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种“走钢丝”状态，有一种“以宏观调控取代改革”的趋势，即不断以政策应付短期问题而放弃彻底变革，导致问题越积越多，越调越多。当问题越来越多的时候，又反过来绑架改革，因为改革虽可释放红利，但也会带来成本，而谁来承担成本无疑牵制改革的进展。

    当前备受关注的“383”改革方案，反映了决策层试图打破这种改革怪圈的努力，并清晰勾勒出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具有创新导向、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及包容有序和法治保障的经济体制。“创造性与活力”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经济转型的良药，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全面改革，关键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整，一方面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放活市场，另一方面要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构建法治市场，信用市场，需政府正确区分干预与监管的本质内涵。

    当然，再好的改革决策都需一个高效且忠实贯彻的队伍，否则，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政策堰塞湖”还会存在，各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会继续扭曲改革。因此，改革能否成功，关键还要看政府自我变革是否会实现。此外，尽管坊间流传着种种改革版本，但要实现政府的自我变革关键需外部力量，如舆论监督，要允许媒体进行更为广泛的监督性报道，鼓励公益诉讼，允许集体诉讼。

    同时，考虑到此前十几年当中，通过会议制定原则性改革目标是一种常态，但相当一部分改革未被实施也是一种常态。因此，当前的改革在顶层设计基础上，强调开门改革，切实有效调动各类利益攸关者参与进来，遵循经济社会变迁规则，展开合作博弈，让各项改革受惠普罗大众，以凝聚改革共识，发掘经济社会潜力。

    譬如土地、户籍、国企、行政等改革，既涉及执政者自身的很多利益，又与广大老百姓有最直接的关系。如果缺乏公众参与而导致沉默的大多数现象，再多原则性改革，再多技术性调整，都难提高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和可预见性。因此，在构建更广泛全面的改革承诺和框架的同时，要使改革成为可信允诺，就需推进开门改革，让改革汇聚成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利的合作和妥协博弈竞技场，唯有如此，改革才能真正有效挖掘经济社会潜力，避免话语权不对称导致改革知易行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