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召开常务会议，敦促各地区、各部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扭转政令不畅的“堰塞湖”现象，克服拖延应付和打折扣、搞变通的行为。各部门要以政策兑现为目标，毫不松劲抓落实，稳定来之不易的积极向好的市场预期与社会信心。
一般认为，李总理的这番讲话主要是巩固今年以来其实施的一系列放权简政的改革措施，督促地方政府抓紧落实。今年以来，国务院已经连续几次取消或下放了数百项审批权，并顶着阻力推进了上海自贸区试点改革，给社会与市场较好的改革预期。但是，很多地方和部门在执行上拖延变通，让人们怀疑改革是否会真的落实，担忧基层部门继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用无影脚化解了中央的改革锤。
政令不畅，有令不行，结果导致中央政策被地方政府和部门绑架，久而久之，形成严重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削弱中央的权威，架空中央的政令，在没有基层百姓监督的背景下，造成地方政府乱政现象严重，这就是中国百姓普遍存在的一种认识，“中央政策好，但经都被地方政府念歪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权力部门化，甚至私有化（也就是人治）。首先，大众没有权力和途径对公权力进行监管和约束，其次，“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中央只是决策部门，执行还要靠各级政府，如果中央不严格执行党纪国法，地方政府就会滥用权力，其三，中国司法部门实行当地党委和上级部门双重管理，尤其是财政上由当地负责，导致司法部门不能独立于当地政府，司法呈现地方化现象。在过去的一段时期，由于中央对GDP增长的重视，往往漠视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破坏司法公正以及违反中央政令，纵容了一些乱政行为。
这使得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以及维稳当中带病前行，社会矛盾与经济结构失衡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假借改革而坐大，从而进一步阻碍中央政令的实施以及改革事业的推进。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遇到了转型挑战，如果不从传统的投资与出口拉动模式转向更多的依靠内需与创新，中国经济就不可持续，一旦经济增长放缓而结构调整无法实现，中国社会的矛盾就会爆发，所以，调整经济结构是目前最大的任务与挑战。
但是，阻碍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是市场而是体制，旧有的体制已经有强大的力量和惯性，而且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以及官僚利益已经根深蒂固，即使中央制定再好的转型计划与调整政策，这个顽固的体制都会强烈抗拒，具体表现就是有令不行，政令不畅，让中央的改革变成独角戏，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推动“科学发展”而无法实现的主要原因。
因此，打破地方主义与部门利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成为党中央与国务院最近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也就是说，改革要首先向顽固的体制开刀，才能推动改革事业的进步。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对体制的整顿是通过利用历史资源，通过对党内整风，加强反腐力度、走群众路线以及推进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开展，这是执政党过去成功的重要法宝。
应当说，只有通过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从体制与机制上削弱地方与部门主义的制度土壤，打击利益集团， 树立中央与法律的权威，才能有效地实现改革目标。但是，旧有的体制和文化异常强大，甚至公开成为社会规则，如果通过急转弯的方式给改革强行换上另一套衣服，这种改革方式很容易失败，从而带来更坏的影响。因此，对党进行整风，对政府进行反腐和监督，让整个旧有体制和官僚群体在意识上有转变的压力与准备，通过渐进式地持续不断地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造，从而为真正的体制改革打下基础，会让改革成功的几率更高。
当然，这个过程是否持续以及最终是否会推动政治体制与司法体制改革来巩固成就至关重要，如果此次改革半途而废，会进一步打击中央与法律的权威，从而鼓励各地政府与各级部门各自为政，固化权力与利益，从而陷入“拉美化陷阱”，让中国取得的成就毁于一旦，所以，中国改革必须打赢此关键一仗。
[社论]如何看待反腐之“伤”？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研修班座谈会上表示，要把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蔓延势头作为工作目标。同时，他又坦言，“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对党组织的伤害远大于其个人付出的代价”。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表态。过往，中共对党内“腐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多有强调，甚至上升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十八大报告指出：“（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但这次，作为中共中央负责反腐败的最高负责人，王岐山却谈及了“反腐败”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实为罕见。
自十八大之后担任中央纪委书记以来，王岐山给外界留下了“铁腕反腐”的印象。今年1月23日，他在中央纪委会议上明确表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3月4日，王岐山又强调，反腐败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既要打“老虎”，又要拍“苍蝇”。有人担心，王岐山此番关于查处干部对党组织伤害的发言，是否意味着反腐力度会有所回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17日，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季建业成为十八大后反腐风暴落马的第十位副省（部）级以上干部。
细读之下，不难明白，王岐山的这次讲话与其之前的数次表态并无冲突。但也表明了高层对于反腐败这一艰巨任务的复杂性有充分认识，高压反腐并不代表反腐策略缺乏灵活性。
从发言的场合看，10月16日座谈会的对象是参加廉政研修班的省部级官员。王岐山首先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纠正“四风”，带头廉洁自律。继而，他说：“惩是为了治。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对党组织的伤害远大于其个人付出的代价。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抓早抓小，对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错酿大祸。”
从上下文分析，王岐山谈查处干部对党组织的伤害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向在座的省部级官员们说明“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必要性。中央并非为惩肃而惩肃，并非不知道惩肃干部对党组织造成的不利影响。“伤害”涉及到官员查处、人员调整对党政日常工作的影响，更根本还是对执政合法性、权威性的冲击，尤其是当官员落马的频率越来越快、级别越来越高之时。尽管如此，高压反腐仍然必要，因腐败已经成为事关存亡的严重问题，必须要用治标的打老虎拍苍蝇，来为治本的制度建设赢得时间。
这种来自中央高层的说明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反腐是一把双刃剑。据了解，十八大以来的高压反腐态势，已经在各级别官员中造成了一种反弹情绪，他们担忧重拳反腐不一定能打掉贪腐最严重的“老虎”，反而可能伤及那些在努力做事的官员；此外，反腐过于强硬，会打击党政官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些人会消极怠工。王岐山的一句话，代表了中央对这种情绪的体察，也说明，中央的反腐布局，并非只会硬碰硬地“蛮干”。
的确，反腐不是简单的抓贪官—贪官越抓越多，腐败可能越来越严重。反腐需要策略，需要现实可行的路径。现实是什么？按照张维迎的说法，腐败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如何处理腐败“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在这种情况下，显然仅靠严刑峻法是难以廓清吏治的。
正如制度反腐学者李永忠所言，“现在人们更多地看到了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但能够认识到腐败反不好也要亡党亡国的人不多。”包括他和吴思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了“特赦”等思路，引起很大的争议。但类似的讨论，应当鼓励而不是一棒子打死。
“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代表了中央纪委的工作目标。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不能腐”。思想信念教育，只是打预防针；惩肃的震慑效果有限，否则贪官也不会越肃越多。“惩是为了治”，唯有从行政体制、政治制度改革入手寻求制度建设的突破，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形成多方位的监督机制，改现有的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才是求“治”的现实路径。
养老保险改革首先是法律问题
乔新生
据一些新闻媒体报道，和委托单位签订了保密协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和浙江大学分别提交了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科研报告。这些报告尚未对外公布，更未提交国务院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但学者们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已经让整个社会闹得沸沸扬扬。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接受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披露的改革方案内容触及到了公众的敏感神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养老保险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话题。
现行建立在身份社会基础之上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因而改革的呼声不断。然而，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全国比照城镇职工进行基本养老保险改革，那么，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干；如果比照公务员以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基本养老保险改革，那么，国家的财政难以承担。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之所以陷入两难，就是因为中国出现了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面使出各种手段。
现在有关部门委托科研机构提交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实际上是想打着“科学决策”的幌子减轻压力，从而使增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负担的改革方案能侥幸过关。当前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实际上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如果民主决策多数人说了算，那么，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既得利益会受到一定的损害，事实证明，如果不能充分照顾公务员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改革根本不可能成为最终的决策方案。如果科学决策由专家说了算，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在既得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延长城镇职工退休的年限。事实上，接受委托单位提交的改革方案正是如此。
科研单位提交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之所以如此荒诞，是因为在一些最基本的观念上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所谓民主决策，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换句话说，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根本不能闭门委托专家起草，而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决策部门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所谓科学决策不是专家说了算，而是一个解释权的问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应当由管理部门摆上桌面，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针对社会各界提出的问题，决策部门应当仔细说明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让公众通过法定的程序作出判断。
换句话说，涉及亿万公众的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根本不是一个科研课题，也不是一个行政决策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社会保险法》的修改意见，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多数人接受的改革方案。
当前这种闭门造车的做法，既不符合程序正义，当然也不符合实质正义。政府有关决策部门希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一些学术机构提交的方案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滋生出更多的问题。
基本养老保险改革首先是一个公平问题，是一个触及既得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问题。但很不幸的是，委托部门本身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就使得接受委托的科研机构左右为难。如果在他们的研究方案中对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他们提出的方案就违背了委托部门的初衷，科研成果在初级审查阶段就很难通过。正因为如此，在设计基本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小心翼翼地避开公务员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尽可能地避免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即使在赞成“并轨改革”的方案中，对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改革，也特别设定了许多条件。
所以，笔者认为与其让社会保险主管部门煞费苦心委托科研院所帮助他们设计方案，不如直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社会保险法》修改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因为那样做不仅可以避免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法律的层面弥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中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中国未来的改革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而是在多元化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的背景下，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重新调整利益分配关系。这就使得中国的改革必须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充分利用现代立法程序，解决行政主导立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假如基本养老保险管理部门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问题上牢牢地把握自己的主导权，而没有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那么，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天怒人怨。今后社会养老保险管理部门再也不要设置类似这样的科研课题，让学者们闭门造车，因为那样做只会增加社会的不满。基本养老保险改革的最重要常识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开征求意见。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教授
将外语与母语对立缺乏民族自信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高考减少英语分值，听力占分值一半，同时增加语文分值；并在小学一、二年级取消英语课；这是最近北京市教委公布的中高考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将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的外语学习，再度推至公众视野，得到广泛关注，支持和反对各执一词，争议颇为热烈。
以促进陈旧的教育观念变革，根除现有教育体制弊端，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以及语言学习的规律为着眼点，我在这一争议中持支持的态度。但和许多支持者不同，我并不认为减少学校英语教育课时和试卷分数，和加强母语教学之间有着决定性因果关系，尽管教改方案制定者的意图或许在此，以及呈现在表面的事实似乎也是这样。
但在表明支持态度的同时，我有必要跟抱着国学衣钵不放的支持者拉开距离，也必须跟认为设英语课是文化不自信的谬论划清界限。有趣的是，以全球化浪潮为依托，强调语言国际交流必要性而采取支持态度的论者，也在英语和汉语分值此消彼长的表象之下，努力在两者之间建立逻辑关系以寻觅论据展开论点。浑然不觉其中的逻辑陷阱，由此得出的结论的可靠性可想而知。
支持减少英语教学力度最有力的论据，无疑是目前我们英语教学效果极为糟糕的现实。死记硬背，不能学以致用，课程设计和课本内容脱离现实，更脱离学生的实际需求等等，不一而足。在学习效果不彰之外，还导致了学习负担重，考试压力大等副作用。故而，从卸掉学习负担，减轻考试压力的角度出发，低年级取消英语科，考试减少分值无疑是最为便捷的途径，而增加外语听力分值，立足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实用性，而不沉溺于费时费力，日常沟通效用有限的语法词性等晦涩内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从中不难窥视到观念的转变，当然值得肯定。
在学校教育中减少外语教学的内容和力度，并不意味着轻视外语学习，相反，这是尊重语言学习规律，珍惜和优化学校教育内容的表现。众所周知，语言的习得与生活环境和语言学习环境关系密切不可割裂，语言以交流为目的，频繁地运用和不断地实践是外语学习能见成效的不二法门。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学习时间宝贵、课业繁重的学校，在固化的教学模式下，未必能提供一个良好的且有益于日常交流的语言学习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演化和科技进步，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的外语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各种外语的母语人士交流日益频繁，早已和闭关锁国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在此前提之下，外语学习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理当与时俱进、随之加以调整，而不应该因循守旧、僵硬不变。
学习外语并能学好和学以致用，更为关键的一点还得立足在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内在驱动力上，而并不能仅仅依靠在于外在的压力推动。学校减少外语教学的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看，也未必实际减少了学生外语学习时间，降低了他们的学习热情，至少，随着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势所趋，学生和家长都明白，学好一门外语，已经是时代对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如此而来的自觉性，显然有着学校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力量，可以确保外语学习的多途径和多样化，也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整体的外语水平。
在我看来，中小学阶段外语学习最不利的因素，不是减少课时和降低考试分值，而是不尊重语言学习的规律，错过了语言习得与语言习惯养成的良好时机，所以，学习外语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怎样去学习，远比每天学多少更为重要。而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可能从根本上危害到外语学习，拉低整体外语水平国民素质的，恰恰是将外语与母语加以对立的倾向。就目前人类的语言交流现状看，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的地位毋庸置疑，许多发达国家的国民，降生伊始即生活在族群语言和英语共用的双语环境之中，孰为母语孰为外语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语言固然宛如文化基因和生活密码，承载着族群的历史和传统，但语言更是个人获得自由思想和交流，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可见，将母语与外语对立，不仅缺乏文化自信，而且显得别有用心。
官微有话说
这期主页君要谈谈留美博士李宇晖为本报所写的《“理中客”真的中立么？》一文，而且全文也就谈谈这篇是就网络上有关围绕沈阳小贩夏俊峰遗留妻子和儿子风波所导致的激烈论战而衍生的文章。
这里又不得不感慨一句，我国公共领域讨论问题的空间有限，不是什么都可以讨论，在这个情况下，夏俊峰案及其衍生简直是当年堪比韩寒、方舟子的争议，所过之处，寸草不留。李宇晖这篇文章引发了高度的争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而且都不乏大V或微博名人。如支持者@孙旭阳 ：更有理中客指责张晶母子被某些公知裹挟，所为不智云云，这实在是一种无耻的战法。这些人真的想帮衬张晶家吗？显然不是，他们大部分都支持处决夏俊峰，但他们就喜欢自觉不自觉地盗掘孤儿寡母最后的道义资源。以张晶母子的处境和资源，连夏俊峰都没权追究他们没有做得更好，但理中客会。
反对者中，南风窗记者@叶竹盛 说：这篇文章论辩太生硬。做不到中立不等于不要中立；人的理性总有局限，也不能因此要放弃理性；人总是要通过主观意识获得客观认知，客观也因此未必是完全的客观。理中客相比其他立场先行的态度更为可靠。如果我们讨论如何做到理中客，或是区分伪理中客，而不是讥讽之，诚意可能更足一些。著名时评人，也是我们的前同事@彭晓芸女士也进行了毫不犹豫的批判：原文通篇阴谋论、动机论，果然是放弃理中客的表现。
李宇晖本人也进行了一定的回应，如他回应@叶竹盛 说：同意这个判断。但是所谓“真理中客”你在辩论中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既然中立，理性就会让他们去选择别的话题。但凡争得面红耳赤的，“中立”必然是假。他更反驳了彭晓芸，表示：其实要反驳我很简单，只要说明你为什么在夏的话题上花这么多宝贵时间，而不去找个领导质疑他的在职博士论文。当然，你没有义务回应我的质疑，正如所有被你质疑的人也没有义务回应一样。
大家怒吵了一通，有些留言很“理中客”，有些留言很“感偏主”，但有一点是必然的，就是其实大家都很带着感情去讨论此事。人类是由感情组成的，对任何事情的判断也是不能偏离感情的，我们也知道在法制比较健全的西方，有陪审团制度，多少就是一种对大众感情顾及。所以不可能出现纯粹的理中客，包括很多标榜自己之相信科学的“理工男”、“方舟子”们。主页君觉得，夏俊峰之子抄袭不抄袭确实不应该过度上纲上线，但这俨然已经是一个大的公共事件，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已经参与进去了，所以用这个道理去批评一方，显然不够有说服力，因为另一方，也同样是情绪激动的参与者。
最后，哈尔滨以及东北华北的因为空气质量看不清报纸的许多读者们，以及新快报的记者同仁，这几天，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