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国家尽管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但主要的挑战还是来自国内。 

　　本周，全世界领导人聚在华盛顿特区参加2013年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秋季年会，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几个最大经济体混乱的前景。美国经济正在复苏，但仍受困于可能重创经济的“政治僵化”；欧洲正走出萧条，但复苏势头不温不火；在日本，安倍经济学尚在实施中。 

　　不过，领导人们将会对新兴市场得出愈加清晰的认识：派对已经结束。昂贵的大宗商品和廉价的资本一度构成了这些国家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但这一过去享受了几十年的条件目前却正在恶化，领导人对这些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大部分正是基于此。但新兴市场的中期增长却被误读。 

　　任何对于经济增长持久力的评估都应该将时机纳入考量因素。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就开始加速追赶发达国家；但迎合他们追赶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以及宽松的货币）仅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表现得格外明显。换句话说，除了有利的经济环境外，经济表现的改善更受益于许多其他因素。 

　　上文所说的有利环境在短期内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长期效应却值得商榷。在新兴市场中，商品市场的繁荣很少能成为长期发展的基础。像智利这样制度较好的国家使用财政收入非常谨慎，因而能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然而，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并不好。在商品市场繁荣阶段，他们没有合理使用收入，纵容出口部门失去竞争力，推迟改革，对腐败和治理不力默不作声，而这些因素都会损害长期发展。

　　虽然大宗商品市场的繁荣并没有坏处，但它们的影响却是复杂的：对于每一个通过推高价格获利的出口商来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进口商遭受损失。就算金砖国家也被平均地分为了净进口国（中国和印度）以及净出口国（巴西和俄罗斯）。 

　　类似的，宽松流动性的影响也被误解了。廉价的资本和资本的流向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繁荣，但是“秋后算账”的那天总会到来。那些大肆举债的国家在资本“骤停”中会遭遇最严重的增长崩盘。这在2008年雷曼兄弟危机后就已经被验证。而在最近影响新兴市场的动荡中也同样被证明：以经常账户赤字形式获得高资本流动性的国家，例如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和南非，它们的货币遭到了贬值，金融市场也遭遇了动荡。 

　　这就是奥利维尔·珍妮（Olivier Jeanne）、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和我在最近合著的一本书中所揭示的与资金流向相关的循环。我们发现，综合来看（取繁荣和萧条区间的平均水平），除去境外投资的形式，经济增长和资金流向间几乎没有关系。 

　　最后，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的外部环境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在贸易伙伴中开放市场——仍维持着有利地位。美国、欧洲和日本已经面临着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进口激增造成的巨大结构性冲击。它们也同样在经历一场周期性震荡——大衰退。但是这些国家还没有筑起明显的贸易壁垒，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是个好消息。随着亚洲和欧洲新的贸易活动的落实，以及中国改革诱人的前景，进一步市场开放可能会迎来更有利的局面。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说新兴市场，特别是金砖国家面对的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中国必须在从投资转向消费的过程中取得再平衡，巴西和印度必须克服宏观经济的脆弱性并且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这些挑战绝大多数都是国内的。 

　　一个变化中的外部环境，在短期来看虽然是重要的，但是不应该让新兴市场的决策者夜不能寐。撤走的热钱或者下跌的商品价格并不值得它们为之哭泣。（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谁需要开放资本账户？》一书的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