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锦上添花”，成为了2013年中国经济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们讨论的焦点与热点。其中，乐观派亮出诸多“亿万量级”的数字，支撑着其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信心满满，而悲观派则以“国民待遇的不平等”，尤其是“造城运动”引发的社会问题，表现出忧心忡忡。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已进入了快速城镇化轨道，城镇化比率从1978年的18%攀升到了2011年的51.27%，2012年则达到了52.57%；城镇化人口则从1.72亿增加到了7.1亿（农村人口为6.4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以往的城镇化过程中，强拆、强迁之下的“造大城”可谓抢尽了风头，“功劳”也不可磨灭。
　　无疑，如此“缩水的城市化”、“不够彻底的城市化”，难免被学界所诟病。毕竟，若按纯粹的户籍人口计算，我们的城镇化率仅为35.29%，两个数字相差高达17.28个百分点。由于高达2.5亿多农民工难以与城镇居民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仅仅他们“必须回老家养老”，就为城镇化的缩水与“不够彻底论”提供了有力佐证，这还不算在资源、环境等方面付出的巨大代价。
　　著名社会学家唐钧教授指出，我们不能忽视城镇化的自然进程，我们讲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可能存在着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办工厂，而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即马克思的社会化大市场），其本质是解决就业。唐钧教授呼吁，“需谨防‘遍地开花’的城镇化可能带来的两大恶果，一是全国可能都要污染一遍再来治理，二是各种矛盾存在的全国化”。
　　需要告诫的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也仅是一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或称职业标记而已。我们所说的城镇化，不仅仅是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而是亟需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之逐步成长为我国经济社会成长的动力源泉，成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这既不是“农民变市民”的大跃进，也不是“造大城”之下的野蛮强拆，更不应该是“城市包围农村”之下的“造小城”圈地冲动。
　　最后要特别提醒的是，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背景之下，强拆、“造大城”的风起云涌，到现在应该算折腾得差不多了，我们已经没有继续折腾的本钱了。我们剩下的也仅仅是“新型城镇化”，或称在“造小城”上能够理智一些，科学一点。故我们既要告诉地方政府可以干什么，还要告诉他们不能干什么！严格划好红线，或称高压线，以避免新的圈地、造城运动再次带来民生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