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希望通过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创设条件。接下来关键是落实，而每个人都应是制度优化和改革实践的一分子。
    笔者几年前看过INSEAD商学院教授米霍夫和法达斯探讨人均收入和制度质量的论文。他们建立了一个坐标系，横轴是人均GDP（从800到51200美元），纵轴是制度质量指数（从负2到2），依据是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六项国家治理指标，包括政府效率（机构能力和公共服务质量）、管制负担（不利于市场的政策的发生率）、法治（执行合同、警察、法院独立性、犯罪发生率）、防治腐败（包括小腐败和大腐败即特权阶层对国家的俘获）、政局稳定和无暴力（衡量对政府进行的暴力威胁、政府更迭概率以及恐怖主义）、话语权和问责制（衡量公民权和人权）。
    研究发现，凡是人均GDP超过13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都很高（沙特除外），集中分布在坐标系右上区，绝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国家，制度质量指数的水平都较低（低于0），集中分布在左下区。米霍夫举例说，从1960年到2007年，委内瑞拉的人均收入一直在8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随石油价格波动），但从未突破瓶颈。如果委内瑞拉具备较为完善的体制，现在应该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富裕。
    当时米霍夫对中国的看法是，中国的体制并不完善，但处在发展初期，凭借良好的政策，仍能保持较高增长率。但是，除非中国政府针对“相对不完善”的体制成功地推行“深化改革”，中国的人均收入可能难以突破12000美元，经济增长将在7到10年后达到瓶颈。他预言，鉴于中国历史上克服了重重挑战以及政府对推行改革具有强烈政治意愿，中国势必推行行之有效的体制改革。
    几年过去了，中国的确在深化改革，但笔者痛感，相当多政府部门的改革自觉性仍然欠缺，审批难、办事难、低效率依旧普遍。这种官僚化体制就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监狱，“起初你恨它，然后你开始习惯它，若干年后，你开始依赖它”，直至成为体制的一分子。
    纵然有再大的改革呼声，但如果不能建立起像商业银行柜台那样由客户及时按动“满意不满意”按钮、影响其绩效和饭碗的机制，官僚很难变成公仆和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