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代国际政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逝世。在街头巷尾或微博广场上，中国台湾就渔民被射杀制裁菲律宾、中国女子在俄罗斯被焚尸、琉球属不属于日本都在持续地吸引眼球。相比之下，一位不知名老人的辞世，在公众眼里，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
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人？他与当前的国际事件又有何关联？
与经济学门里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蒙代尔或斯蒂格利茨等公众耳熟能详的大名相比，同样是一个门派的创始人，沃尔兹确实显得太没名气了。这并不代表他不如上述几个人那样伟大，而是凸显出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弱势——特别是在理论化方面的弱势。
经济学有一套延续了超过百年的概念体系。这套概念体系可以将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高度抽象。斯密将变幻莫测的市场价格浓缩为供求关系这只看不见的手；李嘉图将市场中熙熙攘攘的无数个体抽象为理性人；马克思将庞杂的生产行为提炼为资本、劳动和土地的三要素。这些构成了经济学的地基，延续了一两百年。
今天的经济学研究者只要按照现成的图纸，在这个地基上添砖加瓦即可。即使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个地基，而只是修补上层建筑。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能说着共通的语言，也许有争论，但不必产生误解。
相反，一直以来，国际政治学缺乏类似经济学这样的理论化规范。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研究者能够通过工业化式的流水线培养出来，通过数据和模型作出某种结论；而国际政治研究者更多要依靠手工作坊式的个人经验，手段也更多是观察而非计量。
沃尔兹多少改变了这种情况。正如许多人评价的那样，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使国际关系理论化，成为严谨的逻辑体系。正如他的学生、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张睿壮所言，沃尔兹单枪匹马地改变了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的面貌。
以结构的眼光看待国际政治
沃尔兹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所谓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自助、自利甚至自私的，强调武力是国家安全的最好保障。他的开山之作是《人、国家与战争》（1959）。在这本书里，他将战争的原因分为三个层次：个人和人性；国家、政府及体制；国际体系。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所有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基本思路。他又认为，人和国家是亘古不变的常量，国际体系才是变量。这促使他在理论化道路上走得更远，终于写就了巅峰之作：《国际政治理论》（1979）。
在这部书里，他开宗明义，提出要用理论来解释国际政治。他创造性地为国际政治定义了两个基本概念：结构和单元。他将国家看作单元（类似物理学中的质点或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只有强弱之分，没有善恶之别。结构和单元共同构成国际政治体系。他认为，国际政治归根结底处在无政府的结构下，即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各个国家为了生存和利益只能求助自己。经过一系列论证，他认为，主要单元的数量越少越好，由此可以推论两极体系（类似市场中的双寡头垄断模式）最为稳定。
以上这些听起来又拗口又晦涩。它与现实中的国际事务又有何干？
沃尔兹的理论告诉我们，研究国际问题首先要看结构。今天的国际体系，说得好听点叫一超多强，说得直白点就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美国是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国家的首要外交对象。思考一切问题，这是必须首先想到的出发点。
例如，谈到菲律宾，首先应该马上反应过来，它是美国在亚太的重要盟友；台湾处理与菲律宾的关系，以及考虑中国大陆的因素，首先担忧的必然是美国的态度。
又如，钓鱼岛问题，实际上是美国造成的今天的局面，美国能维持表面上的中立已属不易。
再如，比起俄罗斯，更多中国人似乎更向往移居美国、享受美国的生活方式；然而，同在美国的单极秩序下，中国和俄罗斯有充分的利益需求抱团，毋论双方各自的政治、文化与国民感情。这都是沃尔兹的结构使然。
目前远未到两极体系时代
人们常用风云变幻来形容国际形势。确实，国际上的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纷繁芜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在沃尔兹眼里，就是结构。也许这过于简单，不能解释所有现实。不过，有了宗，就有了理论化的思维，就能作出一些超越街头巷尾、微博广场的分析。
沃尔兹生前曾经说到，如果能重写《国际政治理论》，他要更多谈谈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探讨单极体系的优劣。然而，遗憾的是，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了。
对笔者而言，沃尔兹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学者。笔者也曾有幸一睹大师真容。那是在2004年春，沃尔兹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一栋显得破旧的小楼里给我们做了讲座。彼时，中国刚刚兴起和平崛起的讨论。笔者依稀记得，沃尔兹当时说，中国如此重要，他对中国却一无所知（这显然是过谦），以后要更多关注中国（大意）。
现在，一代宗师已经永远退隐江湖了。不过，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张藏宝图——理论化的思维。如果他在另一个世界还能继续从事他热爱的研究，他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表什么见解呢？也许他会警告美国说，不要在重返东亚上走得太远，给盟友开过多空头支票，以免落入帝国过度扩张的窠臼；也许他还会提醒中国，现在还远未到两极体系的时代，中国还远不能与美国分庭抗礼。
（作者为本报记者、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