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魏昊星

  中国经济时报连续三天 （4月8、9、10日）在一版刊登关于长江中游城市群（中三角）的述评，对湘鄂赣皖四省共谋中三角崛起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今天，再就几个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阐述。
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
    城市群是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大力推动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建设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最佳路径之一。城市群可以妥善解决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乡村合理布局、融合的问题，实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和集约发展。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也支持城市群的发展。欧美70％以上的人口聚集在城市，其中大部分又聚集在城市群中。目前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则达到70％，其人口也相应大部分聚集在这个区域。
    当然，我国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既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也要吸取人家的教训，避免付出更大的代价。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不是新型城镇化；建高楼、建广场不是新型城镇化；先污染后治理不是新型城镇化；简单的做加法不是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新”首先要实现由量到质的转变。在既往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习惯于用刚性的数字描述和衡量城镇化的进程，于是粗放的用地、用能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盲目的边界扩张削弱了城市群的辐射能力；对工业化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农业和服务业的短腿；对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的放大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失衡。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更要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力求实现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的转变。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是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均衡发展的城镇化；是人口数量聚集与公共服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绝不应该再陷入速度至上和唯GDP是举的陷阱。
    新型城镇化的“新”还体现在对“幸福”的关注。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简单的农民进城、人口集聚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改革城镇人口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住地登记体制，让进城农民在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方面与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权利，切实改善他们的就业、居住、就医等基本生活条件。完成农民变市民的转变才是新型城镇化对幸福的最佳注解。除此之外，新型城镇化按照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依托城镇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聚集产业和人口，也使民众对绿色健康生活有了更多的期许。而提升城市文化品味，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软实力建设，也为构建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提供了更多的人文关怀。
    新型城镇化的“新”最终落脚在为经济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内需扩大是第一份大礼，新型城镇化将带动第二产业中的冶金、建材、建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的需求；同时还将扩大对现代物流、设计规划、咨询服务、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的需求，产业链的延伸还会将内需动力进一步放大，从而扩大投资需求。
    消费提升也是重大红利，让农民变市民，必然会带来消费方式转变和消费规模提升，而居民消费环境的改善，将推动由生活必需品消费向边际消费增长；良好的社会保障，也将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
    除了内需与消费，新型城镇化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佳催化剂。新型城镇化将更加注重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统筹，并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镇化的发展不仅能推动公共服务发展，也能推动消费型服务业和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更有利于扩充新的市场容量。
    可以说，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新引擎。
“突破之地”如何突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谈到缩小区域差距，有效推进中西部开发开放问题时指出：中部地区、长江流域是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之地。就像下围棋，既要抢金角银边，又要在中间谋势布局。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便利，区位优越，人力资源丰富，且水土配合条件好，各类要素成本较低，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较大，产业基础较好，是大规模集聚人口和产业，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块沃土。如何在这片沃土上耕作，获得一个好收成，从而实现李克强总理所说的 “突破”，其核心是要向改革要发展，以创新求“突破”。
    地理区划的“突破”首当其冲。
    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明晰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追求，时常导致地区间市场的封锁和恶性竞争的发生。僵化的行政分隔和封闭的市场环境无法有效配置资源，也降低了市场容量。只有突破现行区域行政界限，真正追寻市场经济规律，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自由流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群内部资源要素的利用，进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各省市已有多项打破行政区划的跨界发展举措，这将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快速融合。
    体制机制的“突破”当仁不让。长江中游城市群应学会向体制机制创新要效益。
    在微观层面，应通过改革城镇人口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居住地登记体制，切实改善进城人员的就业、居住、就医等基本生活条件，保障人力资源有效流动。
    在宏观层面，长江中游城市圈各省应将行政首脑的协商机制制度化、常态化，重点围绕跨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进行顶层设计。在机制建设上，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协商机制，既包括各省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商机制，也包括理论、科研、商贸等各领域的合作机制。在平台搭建上，城市群应建立统一的诚信信息系统，推动金融合作一体化，加强科技教育合作和资源共享，搭建人才信息发布和合作交流平台，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构建投资信息发布平台等，以平台促进政、企、产、学、研、民、媒的互动，提高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参与度。在对外开放上，通过搭建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和对外投资合作平台加强出口品牌建设，支持对外投资主体合作，建立、健全“走出去”政策和服务体系，还可以通过建立区域口岸通关合作机制，加速沿江口岸、航空口岸、电子口岸协调发展。
    资源配置方式的“突破”是核心诉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应秉承统一布局协调发展的宗旨，有效整合区域内产业资源，形成产业融合与协作的良性机制，力求建成一个优势互补、分工合理、互利共赢、有所区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为主导推动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消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使政府逐渐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完成大社会、小政府转型。加强中心城市功能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防止中心城市抢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和发展机遇。推动中心城市向商业化、服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来承接中心城市的部分功能、产业和生产环节，以此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错位竞争的发展格局。文化、旅游、物流、科教、金融等软资源也应进行整合与配置，实现第三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
扩大内需该怎样“着力”？
    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出路在转方式、调结构，而最大的结构调整就是扩大内需。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全国3．7％的国土面积，聚集了10．7％的人口规模，创造了10．6％的GDP，这里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试验田，也是辐射国内市场、拉动内需的主战场。找准拉动内需的着力点，实施扩大内需的有效方法至关重要。
    以打破区域限制为着力点，扩充市场容量。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应通过区域一体化来增添内生型经济发展活力。建设要素低成本、高效率流动的大市场是扩大内需的必要条件。区域一体化，重在市场的一体化、交通的一体化、产业的一体化、公共服务项目的一体化等。实现一体化的层次、途径、方式，决定了市场的规模和容量。逾越行政藩篱，聚合各自优势，疏络资源渠道，都在一体化的目标之中。在此基础上，明确行政服务手段，以市场为中心，根据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需要，配合跟进，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鄂湘赣皖四省，人口密集，需求旺盛，一旦行政区划的限制被打破，将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优良区域。
    以加速区域融合为着力点，提升投资需求。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强调统筹区域发展，强调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各地区相互分割，自行推动扩大内需，很难避免新一轮区域恶性竞争，进而导致各地方政府扩大内需措施的失灵。长江中游城市群应该充分吸取以往区域之间无序竞争造成的大量重复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涉及跨区域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机场、港口、生态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协调合作，在创造更多投资需求的同时，互相激发积极要素，优化区域布局，加速区域融合。
    以提高居民收入为着力点，刺激消费增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也是快速推进该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政府部门应通过户籍、土地、财税、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应将发展“红利”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扩大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的覆盖范围，提升就业、居住、就医，公共文化服务等基本生活条件。还要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改革突破的契机，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稳定并逐渐降低财政收入增速，使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协调，确保居民收入增加；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的能力。居民收入的增加、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保障的增强，幸福指数的提升，必将改变以必须品消费为主的消费模式和以预防性为主的储蓄模式，让居民有钱花、敢消费，提升城市群的消费规模。
    以优化产业布局为着力点，升级产业结构。产业竞争力是区域的核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程度决定扩大内需的可持续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升级应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合理引导，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结构比例上，应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结构，努力扩大就业，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扩大内需提供不竭动力。
    随着内需潜力的不断释放，湘鄂赣皖四省应抓住扩大国内需求的有利机遇，放大区位优势，继续做强食品、钢铁、汽车、纺织、工程机械、家电制造、建材等内需相关的优势产业，丰富和夯实扩大内需的商品基础。还可充分利用良好的制造业基础、密集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相对低廉的土地劳务费用和靠近消费市场的低物流成本优势，吸引国际资本、国内沿海发达地区资本承接产业转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发挥产业实力、人才资源、生态环境和辐射国内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使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四省产业联动，优化布局，吸引投资，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