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树军

　　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分别提出改革红利命题。习近平总书记12月上旬在广东省考察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多次强调，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

　　如何理解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克服“改革疲劳症”，继续获取制度变迁带来的改革红利？中国经济时报近日专访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教授。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贡献率最大

　　中国经济时报：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场合分别提出改革红利命题，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你怎么看中国的改革红利？

　　唐任伍：改革红利是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9％以上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先后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大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人均GDP达到5432美元，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天还是这个天，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能够翻天覆地，主要得益于改革。尽管很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奇迹”是由消费、出口、投资这“三驾马车”拉动创造的，但我认为这并不全面。过去30多年，“中国奇迹”的创造尽管有人口红利、出口红利、投资红利的重要作用，但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改革红利。

　　我做过测算，因为改革带来的红利，即“制度变迁”这个变量带来的贡献率，占总成就的45％—48％。就是说，中国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开始，渐进式进行的包括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贸易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带来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变革，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人的潜力极大地得到释放。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等国际性组织，全面融入世界，极大地扩展了中国市场，提高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能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完整案例。制度变迁的改革红利对“中国奇迹”的创造贡献率最大。

　　我认为，习近平、李克强等新一届中央领导突出强调改革红利，并将改革红利作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有重要的指向性意义。

　　改革红利需要倒逼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改革由易而难深入推进，也随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减速或弱化现象，学者们称之为“改革疲劳症”。中国经济要继续获取改革红利，应如何克服“改革疲劳症”？

　　唐任伍：中国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攻坚期，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和障碍，催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改革动力已经出现惯性疲劳，改革红利逐渐消失。　　

    要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改革疲劳症”，获取新的改革红利，必须形成倒逼机制，使全党、全国清醒地意识到：不改革就会死路一条。

　　中国经济时报：你说的倒逼机制具体包括哪些？

　　唐任伍：这种倒逼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对政府的执政形成压力。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政府遵循组织内部的权威基础规则，实施集权式治理模式及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以追求高效率作为价值取向，以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为特征，获取人口红利。但是，这种治理模式和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资源、生态约束较小的时期有效。当中国经济规模巨大、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这种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公平的发展模式，会导致社会失衡与社会鸿沟加深，资源重复浪费，社会矛盾凸显，从而对政府的治理形成压力，特别是对执政党的执政形成压力，必然要求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

　　二是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中国长期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计划经济怪圈中徘徊，对效率的渴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诱因。一旦进入效率至上的市场经济轨道，产生了一股不可遏制的巨大惯性，使得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资源是有限的，患上了“效率依赖症”的政府，将自身塑造为经济建设型的政府，以GDP增长为主要任务，不惜牺牲资源、环境、生态以及其他社会效率，这使得环境不堪重负。因此，资源、环境、生态的自然承载力形成了倒逼机制，迫切要求政府改革发展、治理模式。

　　三是人民群众对和谐、幸福、自由的追求形成了压力。由于政府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与高效率为目标，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以经济指标与经济效益为指挥棒，扮演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等全能角色，常常政经不分、政企不分，注重经济增长职能，忽视社会服务职能，有悖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目标，导致公共服务效率下降，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悬殊，公平缺失，社会鸿沟扩大，底层民众上升渠道狭窄，人民的幸福感下降，群体性事件多发。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多层次、多维度倒逼机制的形成，催生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出台。

　　改革要找准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中国经济时报：具体到改革思路，你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着力？

　　唐任伍：改革红利的获得不是一拥而上、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找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在体制、机制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要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在经济体制方面，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有垄断企业改革，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市场决定价格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反腐败机制，将权力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尽快出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要重点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

　　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积极开展节能、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制度变迁，用改革红利来替代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等，保障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增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