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30多年来，经过实施“扩权让利”、“企业承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立国资委”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国企改革已经在企业治理结构、国有经济布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一系列市场化的改革，使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03年到2011年，中国国有企业营业收入从10.73万亿元增长到39.25万亿元，上缴税金从8361.6亿元增长到3.45万亿元，净利润从3202.3亿元增长到1.94万亿元，年均增速达到25.2%。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成效说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可以有效结合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之路必须继续坚持。

　　目前，国企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问题仍然很多。换言之，既定的国企改革目标尚有部分没有完全实现，这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企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尽管部分地方国企和50家央企这几年进行了规范董事会试点，力图从根本上解决企业“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以使现在的企业进行重大投资时，必须拿出充分理由说服董事会，促进科学决策，防范风险。但是，目前董事会的考核和外部董事的选拔、任用和评价机制还不完善，国资委监管机构，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还须进一步理顺。二是国企发展方式仍然粗放。自改革脱困“三年攻坚”以来，全国已有5010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有序退出了市场，同时，国企和国有资本逐步从中小企业层面和一般生产加工业退出，使国企战线收缩，布局得以优化，在39个工业行业中，有18个行业国企总产值占比低于10%，而上《财富》500强的国企从2003年的6家增至2012年的54家。但是，国有企业目前大多仍分布在传统产业，而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一些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布局结构还须进一步调整。三是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各级国资委成立后，逐步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和激励约束、责任追究等机制，推动国有产权透明管理，进场交易，强化审计和外部监督，改革经营者选任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建立并完善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但是，国有资产管理中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干预有增加的趋势;经营性国有资产还没有实现集中统一监管，资源配置分散，经营效率低下;出资人职责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分离还不到位;收入分配管理，资本经营预算，境外资产监管等方面的制度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四是各种社会负担依然沉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厂办大集体改革难度加大，解决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问题需要付出很大改革成本。这些问题不解决，国企就难以“轻装上阵”，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国企改革是为了更好地与市场经济体制兼容，因此，对缘于历史沿革、体制、机制和认识不足等原因造成的难题，必须用改革的方法一一破解。

　　当前，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面临转型的巨大压力。从外部看，金融危机后外贸的需求正在大幅地收缩，传统的中国制造，通过欧美市场消费这种国际分工关系正在发生变化。而后起的新兴国家在中国已有的市场中的替代作用也开始显现。从内部分析可知，与此同时，中国的内生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人口红利在减弱;跨国公司早已度过投入期，开始向外转移大量的利润;人民币已大幅升值32%，中国制造的货币成本大幅攀升;资源由原来的国内廉价供应不得不转为国外高价资源。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进入中速发展这一较长时间的下行过程之中。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各国都在加大研发投入，发展信息、生物、数字制造、绿色能源等高端技术领域，为新的产业革命提供了技术支撑，新的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条件正在加速形成。如果能在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显然就能够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率先复苏并走向经济繁荣。因此引发了国际产业向制造服务化、高端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绿色化的发展与变革，而这种变革，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如果中国的研发和创新跟不上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未来的增长点可能会面临断挡的风险。而分散化、开放式的产业发展方式，对传统比较集中的政府高度干预的体制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它要求更加灵活、更加开放、更加自由的市场竞争。而要实现转型，创新和培育新的产业领域是最好的切入点。中国企业一定要从传统的制造走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目前的状态。

　　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症结来源于五个缺乏，即：一缺动力。包括企业家和研发人员以及企业之间都缺乏创新动力。缺动力是指大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创新激励不足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投入大量资源，从事投入多、风险高、周期长、难度大的创新活动，“有能力、缺动力”现象比较突出。二缺能力。缺能力表现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普遍缺乏持续筹资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创新淘汰的系统整合能力和高端创新人才的集聚能力等一系列创新要素的组合能力。三缺经验。缺经验是指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下，从事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实践经验少，特别是长期的现代技术开发经验、充分市场竞争经验和品牌经营经验普遍缺乏，影响了大型国有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四缺品牌。缺品牌不是指大型国有企业缺少产品和服务品牌、商标和标识，而是指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普遍缺乏被广大消费者普遍认可的国内外知名的自主品牌，缺乏一整套培育、保护和发展自主品牌的战略、规划和实践。五缺环境。缺环境表现在大型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有效竞争环境、成果转化环境和政府管理环境，制约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创新绩效。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更主要的是政府的事，是要通过改革去解决的事。所以说，转型的关键还在于推进改革，而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紧迫要求，必须继续坚持国企改革发展之路。

　　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目标、方向和方式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近一两年关于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热烈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如何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存有很大的分歧。其实，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陷入困局，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观念的冲突。而这些不同的观念，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仅仅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框架，还不足以解释和指导未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因此，需要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视角来看待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从功能泛化的金字塔型传统社会向功能分化的网络型现代社会的演变逻辑，是理解如何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键。所谓功能泛化，是指在传统社会中不同领域的不同功能常常是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团体、组织或个人往往身兼社会的多种功能。中国传统社会是个金字塔式的一体化结构，不同领域和不同功能被整合在一起，而政府(或皇权+官僚集团)作为塔尖，拥有最高的权力，代表全体利益，是整个社会的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多元化的网络状结构，社会被区分为功能不同且界限分明的各个领域，存在着利益取向各有不同的多元化主体。利益主体之间依靠规则加以协调，政府虽然在整个社会中依然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引导(某些领域是主导)作用，但同样必须受到规则的限制，从一个社会的绝对核心和领导者转变为引导和参与者。用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框架加以审视，可知目前的国企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和停留在功能泛化的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和模式上，存在严重的“角色借位、利益冲突”问题。所以必须按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要求，逐步建立“各归其位，各司其职，责权对等，激励相容”的国有企业现代管理体制。而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继续坚持国企改革发展之路，就是中国今后转型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