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中国经济不仅需要面对眼前的困难，更要面对未来的挑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甚至贸易保护、经济封锁等不利局面。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地一味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如果因此而陷入了困境，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此次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反而让中国收获了一笔宝贵而重要的财富，成为一次成功应对危机的范例。

　　在此次应对中，中国成功地运用了“三驾马车”的互动作用。首先，通过对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经济援助、信贷支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以及香港金融秩序稳定的强大支撑，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重和信任，也打通了本已越来越拥挤、越来越难以行走的出口通道，给了中国一次难得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机会。10多年来，如果没有出口的强力支撑，中国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虽然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也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积极作用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不仅成功地稳定住了中国的经济，也带动了亚洲经济的复苏，缓解了亚洲经济紧张的局势。想起当年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负责任的态度，许多亚洲国家至今仍然赞不绝口。

　　虽然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别是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让中国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与此后取得的收获和成功相比，所有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也是得到有效回报的。

　　第三，在应对危机中，虽然也加大了投资力度，发挥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但是，没有就投资论投资，一方面，将投资与出口、消费有效结合起来，形成“三驾马车”联动，投资只是扮演了一驾马车的角色，而没有替代其他马车的作用。另一方面，投资的着力点在生产性投资、企业投资和民间投资，政府投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且不是主要方面。因此，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健康的、积极的、可持续的。今天的许多经济增长点，都与当时的投资拉动不无关系。

　　虽然“三驾马车”没有哪驾马车具有更加强大的作用与威力，但是，“三驾马车”的互动作用发挥到了最大化。因此，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虽然也是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待，并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就快速出手，迅速出台了投资拉动政策。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新的经济格局的形成，此次的应对，显然没有1997年的效果明显。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三驾马车”没有形成联动效应，投资过度替代了其他两驾马车的作用。

　　从客观上讲，由于此次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成了重灾区，加上一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出口不仅没有对中国应对金融危机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反而成了中国经济的拖累。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源要素的制约等，导致资本向印度、越南等国家转移的矛盾也在加剧，导致经济增长的压力加大、问题增多。

　　从主观上讲，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房地产业过度发展，使中国经济一定程度上被房地产所绑架，实体经济受到了严重制约，社会资本逃离实体产业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实体经济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下降。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出台，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下降。以至于在经济出现下行现象时，没有可以支撑的内在动力和条件。

　　从策略上讲，由于前瞻性不够，明显低估了此次金融危机的持续性、持久性和复杂性，低估了危机的耐力。因此，在采取应对措施时，过度强调了投资、特别是政府性投资的作用。而政府性投资往往只能救急，而难以治病，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要想使4万亿投资的作用最大限度的发挥，必须有民间投资和企业投资的跟进。但是，到目前为止，民间投资都没有有效启动起来，企业投资则因为经济运行状况的不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消费迟迟没有启动，甚至不进反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对的作用与效果。

　　也许正是因为此轮应对过度相信投资的拉动作用以及近年来一直是靠房地产、城市建设、基础设施投入等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稳定经济增长过程中，只会采用投资手段，而不会使用其他办法。今年以来，地方出台的各种稳定经济增长措施，也是除了投资拉动、特别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之外，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和手段。媒体报道的地方版“4万亿”稳定经济增长措施，其所包含的内容基本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虽然避开了“房地产”三个字，但旧城改造、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等，哪个不是与房地产紧紧相连。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措施似乎又都与正在进行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格格不入。如此，稳定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呢？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地方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我们又似乎无法从地方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看到除投资之外的新途径。真的无法想象，如果不允许地方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入，经济将会怎样，会不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经济下滑现象。而这轮投资过后，经济又将出现怎样的格局，实在很难判断。要知道，中国经济不仅需要面对眼前的困难，更要面对未来的挑战，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甚至贸易保护、经济封锁等不利局面。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地一味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非生产性投资，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严峻的挑战，甚至危机。

　　我们不得不大声质问，除了投资，地方还有没有其他“稳增长”的手段？当然，在宏观决策方面，除了鼓励地方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出路？消费和出口的其他两驾马车，何时才能与投资形成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