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关注
　　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不仅是今日中国的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讲到“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结构”，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指出“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为了弄清楚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研究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从去年起，我们对此进行了深入调研。现将调查研究结果及有关建议报告如下。
■任玉岭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
　　我们在研究收入差距的过程中，发现收入落差巨大的人多数是来自贫困地区和农村的人，也往往是从事最低档劳动和收入最低的人。因此，我们认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与工资收入一样，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为此，这里把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放在一起研究，以期找出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办法。
　　（一）居民收入差距
　　据财政部2009年调查，我国10％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富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相差32倍。按王小鲁的研究，城镇本身的收入差距为26倍，全国的收入差距为65倍。在世界183个国家中，最富10％家庭占社会财富超过45％的国家仅有4个，最穷10％家庭其财富总额占社会财富低于1．4％的国家仅有17个。又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1％的家庭掌握全国41．4％的财富，其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510万美元，远高于亚太地区340万美元的平均值。 2010年胡润财富报告指出，中国已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与此相反，全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年收入2300元以下）仍有1．28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1／10。
　　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准，我国基尼系数 1988年为 0．341，1995年为0．389，从2000年开始超过0．4的警戒线，2007年升至0．48，联合国数据估测2011年中国基尼系数将突破0．5。另有报道指出，中国内地富豪的财富总额同2005年相比又增长70倍，由此可见，我国居民贫富差距已非常严重，两极分化已十分明显。
　　（二）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在改革开放以来虽有大幅度提高，但同城市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1983年为1．8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2．5倍，现在为3．3倍。如果城镇居民收入加上各项福利，农村居民收入减去其农业生产资料支出，城镇居民收入则为农村居民的5—6倍。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差距在1．5倍以下，只有极个别国家达到2倍左右。按余斌等的研究，城镇10％高收入与农村收入之比，2005年为26．96倍，2009年达到30．22倍。
　　（三）地区收入差距
　　地区之间收入的差距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之一，我国31个省市的人均GDP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2002年为1∶13，而同时期的美国50个州为1∶2，英国12个郡是1∶1．68。实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之后的十年来，中西部发展有了很大变化，但中西部同东部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又有扩大。 2000年东部、中部、西城镇居民收入比为1．49∶1．06∶1，到2009年改变为1．49∶1．00∶1．00；东部与西部的差距没有缩小，而中部与东部的差距有了明显拉大。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则扩大到1．95∶1．37∶1。同是东部，一个县的不同乡镇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江苏省兴化县的戴南镇，同该县周益乡财政收入相差42倍。
　　（四）行业收入差距
　　根据2009年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差距达11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行业收入差距为16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融保险业的职工收入是建筑业、餐饮业、编制业的20—40倍，甚至还要多。少数金融机构高管年薪是社会平均工资上百倍，极个别的高出上千倍。而同一时间，日本、英国、法国的行业收入差为1．6—2倍左右，德国、美国、韩国在2．3—3倍之间，中国行业间的收入差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
　　以上四大差距的过于严重不仅导致了社会秩序失范，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影响了社会和谐；而且也影响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内需的调动，干扰和抑制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二、造成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
　　（一）投资走向缺乏调控
　　我们让少数地区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真正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发展。然而，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导致了资金投入不断向富裕地区聚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谬尔达尔所指出，不均衡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一定要向均衡发展转变，这个均衡发展，仅靠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进行牵引和导航。但是，我们的投资中，无论外资、民资、国有资本、银行贷款以及各种专项财政投入，一直是按照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的办法运行的，这就必然造成农村欠发达地区长期缺少投资的进入，而导致发展明显滞后，差距不断拉大。例如中部地区的山西2000年固定资产投入不到广东的1／5，2005年不到广东的1／4。又如人口超过800万的河南驻马店地区，其固定资产投入远远比不了仅有68万人的江苏省昆山县，2007年昆山固定资产投入为321．02亿元，而人口超昆山12倍的驻马店仅有298．7亿元。美国历史经济学家Daivisland称，“有钱才能赚钱”。据研究，中国财富的85％是由资本创造的。在很多农业地区，由于投入过少，资本严重缺乏，自然就无钱可赚。因此，投资一味向富裕地区和城市集中，而又缺乏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政策引导，才是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
　　（二）真正的城市化推进不力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比重的国家，长期的“剪刀差”，使农村为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贡献了数以万亿计的资金，而同时也消弱了农村实力。因此，要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把三农作为重中之重，把农村作为投资和基本建设的重点。尤其需要从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下大力气分流农民和减少农民，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三农的支持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特别是分流农民和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工作严重受阻。从2010年教育改革透露的数据看，迄今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子女仍占80％，说明了16岁以下的中国人口中，有80％是农民。由此可见，我们的50％城市化率，并非名副其实，城市化的推进很是不力。当今我国每年为国外的市场生产两双鞋子、三套半服装的产业局面及无数高楼大厦廉价的在各地崛起，完全是靠了农民的劳动红利，而农民在城市里有的都生活30多年了，还得住在城乡结合部，医疗、教育、退休、养老仍没有保障。由此引出近2000万随迁儿童教育艰难和5800万留守儿童常年见不到父母，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人，老来无人赡养，春节时更是交通极度拥挤、一票难求。这样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几亿人口的生活难题决不可低估。
　　（三）土地和资产的流转不公平
　　土地流转不公平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中国农民没有土地买卖权。但是极为少数村内村外的有权人，和可以把土地买到手再行卖出的有钱人，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中能够以国家项目名义廉价征地的主管人，他们将土地以极低价格从农民那里拿到后，可以无限制的进行囤积和升值，由此导致很多人“空手套白狼”，一夜间成为大富翁。据我所知，有人1997年下海投入30万元，靠土地和房产发财，10年后资产超过了60亿元，还有人在广东，1997年下海投入500万元，10年后资产达到100亿元以上。 2005年有价出让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的1／3，非招拍挂的10．1万公顷土地，国家少收5400亿元，这都成了开发商的暴利和某些官员的灰色收入。
　　而众多失地的农民则变成了无土地、无职业、无收入的三无人员，严重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两极分化的形成。
　　除土地流转不公外，国有资产流转不公也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如某电子研究所，是经过几代人经营的老所，由于几个管理人想把它吞掉，便出现了骤然间的经营不善，结果联合上级主管部门以极低价格被7个人攫为己有。第三年，该研究所的评估价就上升到7亿元。他们以防止吃大锅饭为由，把广大研究人员拒之门外，变成了私企雇员。如此情况随处可见。
　　（四）灰色收入问题突出
　　灰色收入之严重也造成收入差距的扩大。据王小鲁主持的抽样调查，2008年全国存在5．4万亿灰色收入，比2005年增长1倍。 2008年灰色收入占到GDP的15％，80％以上的灰色收入集中在20％的城市最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
　　灰色收入的来源，一是财政使用不透明，大量国家资金被滥用，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流进了私人腰包，再就是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造成资金漏失严重。有些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拿到的工程款不到总额的1／3。二是金融机构贷款的“潜规则”，造成向私人额外付费高达贷款总额的9％。按2006年贷款总额22万亿元计，这个额外付费接近2万亿元，流入私人之手。三是腐败敛钱所造成，最近出现的苏州市、杭州市副市长均受贿亿元以上的案例，说明社会的贿赂腐败，虽然加强了治理，但实际上有增无减，日趋严重。
　　（五）劳动占分配比重过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十七大报告中就已提出要扩大分配总额占GDP的比重，扩大劳动在分配中的比重。但事实上，这个问题至今未能很好解决。我们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同上世纪90年代相比有明显下降，劳动分配比重过低，资本分配比重过大也日趋严重。杨承训教授的调查资料显示，一般业主的收入比职工收入高25倍，资本为千万元的业主收入是职工的1000倍左右，上亿元的业主收入则高达职工的3900倍。再说一般工人的劳动时间都是超时的，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私企工人超出法定工时45％，某地私企62％的人一周要干7天，50％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今年2月6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特殊家长会上，有两位贵州的不到六岁的小孩子竟然三年没能见到自己在外打工的父母了。中央电视台安排他们在演出台上见面后，第二天父母又与其子女分开各奔东西。当主持人问及这两位农民工为什么不能回家时，他们都说是工作离不开，而且收入低、没条件。由此可见我们的广大第一线的劳动者收入是何等偏低。尤其在国企和垄断行业，高管人员的收入可达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在员工中又分为两类，非正式员工收入与高管人员差几百倍。我在怒江调研时，某电力公司技工工资每小时200元，而在山坡上为电力公司运沙石的农民工，一天仅有30元。据刘植荣研究，2008年国企高管年收入至少68万元，是全国人均GDP的31倍，是最低工资的113倍，是人均工资的23倍。而挪威、瑞典、法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国企老总年薪仅是本国人均GDP的2．1倍，是最低工资的5．5倍，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2倍。
　　（六）权钱交易过于严重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是人为造成的，更是一些权钱交易的“潜规则”导致的。根据我们的调查，至少存在以下一些情况，拉大了收入差距：
　　（1）招标采购为一些人捞钱创造了商机：我们在云南调查中，节能的烤烟机不能被招标，而不节能的烤烟机却被招标15000台，由此给国家造成损失，给农民造成灾难，引起了一些投标商人的极大不满。我们的政府采购中，往往被一些企业用钱开路，大多被招标的，往往是最贵的。
　　（2）国有企业采购原材料的黑洞十分惊人：我问过一个老板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形成的，他回答说是捡来的，问他捡多少时，回答说是8000万元。其实这8000万元就是某重要国家工程建厂时，要实行部分机械配件国产化给他送来的。他作为中间商，为国家订做所需配件时，一个原价仅2．6元的配件，他报价6元、9元、26元竟然都没得到买方的认可，国家项目的采购团为了不使他们通过吃回扣在国外过于高价购买的部件得以暴露和受到质疑，最后要求他报价26万元一件，结果总值1000多元的390个配件，一下子卖了1亿元。该中间商用2000多万元打点了这个国有企业后，净赚了8000万元。
　　（3）出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被少数人高价倒卖：一次由古巴进口一船糖，拟由北海上岸，只因严打走私，被停留在公海上，于是有人要我帮助在北京找一张白砂糖进口许可证，我竭力而为。最后找到了提供许可证的人，但没想到的是这张允许进口一船糖的许可证却要1250万元。
　　（4）权钱交易把不义之财送到某些人的手中：少数管房建的领导和部门以极低价购买小区住房，进行权钱交易。一位朋友向我反映，他在某小区买了一套房，这房本是开发商为一建设局长提供的，这套装修好的500平米住房，仅象征性收取20万元。当其转手时，卖了700万元，仅这一处房，那位局长就净赚680万元。就在这个小区里，有一座近20000平米的大楼，约100户左右，也都是这样“卖”给某些人物了，于是百姓们称这座楼为“腐败楼”，其业主迟迟不敢进入，大多都在几年之后像局长那样转手了。
　　诸如此类，我们工作的方方面存在的权钱交易现象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尤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干部人事、公务消费、招标采购、医药购销以及多种的认证、评审和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权钱交易、潜规则都是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