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统计数据出炉，数据显示，前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六成，这背后到底反映了怎样的宏观经济变化？在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全球债务危机前景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加码”，启动投资再次被寄予稳定经济增长的厚望。中国需要投资，但更需要明智的投资，中国能不能借此扩大投资规模之时，完成增长动力的切换，能不能实现向“市场理性”和“政府理性”的回归，意义相当深远。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以ICOR（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来衡量，我国的投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年-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

　　其次，垄断企业投资效率其实并不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6%，其中国企实现利润同比下降9.9%，而民营企业实现利润则同比增长20.9%，说明垄断未必带来高效率。

　　因此，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非常时期，扩大投资可以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但如果不通过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出民间自主性投资，就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国进民退等问题，难以实现增长动力由“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向“自主性内需增长”的切换，难以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根本而言，对待民资态度的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而这也对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以至消灭经济周期。由于大规模刺激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始亏空，债务不断飙升。截至2011年，全球债务已经超40万亿美元，许多西方国家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与欧美国家相对较高的公共债务负担率相比，中国公共债务比率尽管还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此次反危机的政府干预之下，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率也上升很快，截至2011年末，如果将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铁道部、政策性银行、国有企业算在内，再加上外部债务，中国整体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在70%—80%，绝对规模在33万亿—38万亿元之间，地方债务和通货膨胀的“政策后遗症”风险至今还在发酵。

　　因此，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以减少未来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震荡，可能是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在年初国务院作出5月底前出台“民资36条”细则的要求后，进入5月，卫生部、铁道部、国资委、银监会等多部委、特设机构连续出台民资进入各领域的细则。各部委纷纷发文，表态要打破行业壁垒，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传统垄断性行业，种种迹象表明，“非公经济36条”似乎要焕发活力，这也被坊间称为“民资版”的经济刺激计划。

　　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产权配属和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早就应该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资源垄断已经成为相当固化的权力体系，民资能否真正获得公平准入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是未知数。例如在“新36条”中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可进入法律未明令禁止的垄断行业，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准入门槛往往抬得非常高，国有企业注册资金只需1000万元，而民营企业注册资金就要高达5000万元。即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国有经济可以进入80多个行业，外资可以进入60多个行业，而民间资本却仅能进入40多个行业。

　　归根结底，要真正把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落到实处，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鼓励、促进和保护民间投资的全面制度安排。尽快制定“民间投资促进法”，把政府各部门的规章上升为国家法律，为打破民间投资准入限制、实现民间资本的投资自由化，提供有力的法律制度保障。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稳增长新政”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