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11月28日 08:40 |
作者： |
乔治·帕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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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真的大不如前了吗？
与1978年相比较，从表面上看，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至少对于受过教育的人士来说是这样。然而，从深层角度看，能够支撑一个健全民主社会的制度结构却处于不断衰退的状态。美国掌握着全球所有信息，但自己最基本的问题却年复一年地得不到解决：收入不均、国债、移民、基础设施折旧、新闻道德沦丧等。
环顾四周，我们只能看见五花八门的技术变革，却看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
人们常好奇这一切缘何发生。这真的很难回答。
首先我们需要回忆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尽管时间框架有着某种任意性，但我个人认为是在1978年前后。当时美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个时代与现在十分相似，悲观主义的情绪在整个社会蔓延――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高油价。政府对此作出的反应是改变自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业已存在的社会制度。
那种制度有时被称为“混合经济”，而我更愿称之为“中产阶级民主”。工人、资本家和政府之间――即精英与大众之间――达成了某种极为默契的社会契约，从而确保更多人享受到二战后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这也是人类史上财富分配最为广泛的时期。上世纪70年代，公司总裁的工资比雇员最低工资多40倍，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经超越了400：1。
同时，社会精英们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现在。他们其实把自己视为国家制度和利益的捍卫者。尽管他们并不比现在的社会精英们清廉、脱俗很多，但是他们所处的制度结构足以弥补这些弱点。当时的各类组织并不仅仅代表富人的利益，而是力图协调国内各种利益分歧，将其联合起来，为共同的国家利益服务。
然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上世纪60年代，由于青年革命引发的文化战争使得美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标准都发生了永久性的变化。继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和上世纪60年代的社会动荡之后，上世纪70年代发生了伴随经济不景气和石油危机而生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总裁们早已不再认为自己有义务扮演国民经济的无私管理者，而是成为一个只代表自身利益的特殊利益团体。与此同时，政治游说得到了公司的广泛参与。虽然公司并不是为政治游说活动买单的唯一主体，但是没有任何其他利益团体比他们做得更好。削弱精英势力或者眼看着他们屈服于道德权威，并不意味着平民就得到了权力。
不平等是一切问题的根本症结。它像一种无味气体一样弥漫在美国的各个角落，不断削弱着美国的民主力量。但我们很难找到不平等的根源并加以根治。从1979年到2006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年均税后收入增加了21%（扣除通胀因素）。而最底层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加了11%。同时，社会顶尖人士的收入增加了256%。
有人说这种不平等是深层变动不可避免的结果：全球竞争、中国生产的廉价物品、技术变革。然而，这些因素尽管存在，但并不是决定性的。欧洲也发生了同样的变革，但是社会不公远没有美国严重。政治和公共政策才是决定性因素。过去30年里，政府一直采取有利于富人的政策。我们的领导人和制度才是问题的症结。
对于美国所承诺的“人人机会均等”，社会不公现象无疑将继续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它使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等级分化；使得我们在生活中彼此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使得我们难以想象别人的生活――而1400多万失业美国人的生活在整个国家的政治和媒体中都鲜被提及；造成人们之间缺失信任；使人们丧失了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意愿，因为那些问题现在似乎也不再是集体性的了。总之，社会不公是国家民主的掘墓人。
（作者系《纽约时报》撰稿人，文章摘译自《外交》杂志2011年11/12月，第一财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迟琳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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