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工信部派员赴渝调研“重庆经验”，当地顺势提出一些政策诉求。

　　本次调研的背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逆势而上，用3年时间完成了全球最大笔电生产基地布局，当地工业总产值因此瞬间翻番；二是工信部部长苗圩今年7月份在“全国行业工作会”上的发言表态，苗圩认为，“应当总结一下重庆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重庆市经信委主任沐华平向工信部提出的第一个请求是，期望工信部出面制止国内部分省市之间的过度竞争；第二个请求则是，希望该部能协调给予重庆新增税收转移支付和制订鼓励重庆笔记本电脑零部件本地化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部委高层前往成功地区开展调研之际，当地不忘提出加快发展的政策诉求，自是情理之中。但若这种诉求有违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科学发展的原则要求，就另当别论了。

　　如果说重庆提出减税和遏制过度竞争就予以照办，那其他竞争的城市又该作何打算？过度竞争局面大多伴随着重复建设、重复发展的因素，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政府部门在促进某一产业发展之初，就应认真考量全国整体布局，将规划布局作为产业发展的前置事项落实到位。如今到了过度竞争局面出现后才提出遏制问题，虽有亡羊补牢之说，但也会对其他竞争地区以不公的市场规则之嫌。

　　如此说来，“重庆经验”到底是不是可以复制的？目前看来，重庆的成功是建立在这几年各方面巨量投资和海量贷款之上，正因为如此，才有诸如减税和减压诉求的提出。

　　改革之初，我国用净出口的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拉动了产出的高速增长。同时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数百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差距鸿沟，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强力支撑。但是，自我科技创新能力的不足，在人口红利空间逐渐压缩之后，很快就暴露出产业发展的弊端，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不利局面正日益显现，许多维持在产业链低端环节的企业不得不被市场所淘汰。

　　此刻，重庆面临的另一个严酷现实是，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和规模至今未能看出端倪，核心技术仍旧还是依靠向外购买。一旦失去了核心技术研发创新的集聚效应这一吸引，重庆目前的这笔电加工产业只不过是沿海大规模人力资源加工产业的一个翻版而已。

　　工信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福华在此次调研座谈会上表示，担心重庆引进这些企业在短时间内生产一些产品后又搬迁，所以要考虑后续研发创新问题。而就在近日，温家宝总理在另一个享受倾斜政策的天津滨海新区调研时说，把滨海新区建成科研单位、科技人才的向往之地，这才算成功。

　　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弄清楚政府需要加强作为的到底是什么：是为产业发展走向高端引领地位建立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还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去“培育”和“垄断”低端市场竞争？不同的取向将决定“重庆经验”是否可以成为复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