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霜北
　　1994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着大量顺差。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贸易逐步回升，2010年1—2月份我国出口回升31％，有些国家开始以贸易顺差为由热炒人民币升值。以我们最大的顺差来源国美国为例分析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会发现把贸易顺差问题当做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是毫无道理和意义的。
　　第一，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导致了美国对华的贸易出现了比较大的逆差。总体上看，在中国贸易构成中，加工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50％，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是58．5％。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FDI）保持了大约每年五六百亿美元的流入规模。加工贸易本身就意味着顺差，因为进来的产品通过在中国加工以后再出去，必然是出口的价值高于进口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留在中国本土的仅仅是有限的“加工费”，就是低廉的人员工资，而大多数利润都是跨国公司赚取的。深入分析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结构，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主体中的比重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自2001年起，外资企业占比一直超过50％，只在2007年、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比重才有所下降。
　　根据BEC分类标准，当前世界贸易中贸易商品结构以中间品为主成为一条明显的规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05年世界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占63％。在这一规律下，不同国家各自的贸易商品结构特征却不尽相同。对比2007年中、美两国的具体商品结构后发现，美国进出口中间品比重大体相当，占其进出口总额的一半左右，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中间品进出口显示了不同的趋势，中国进口77％的中间品，却仅出口42％的中间品。与美国相比，中国出口了更多比重的消费品。这一数据是典型的东亚贸易模式的集中体现。东亚各国（地区）向中国输入大量中间品，在中国加工制造后出口，这种模式在使得 “中国制造”遍布全球的同时，也使中国逐渐演变为“东亚贸易模式”与“美国贸易模式”的冲突焦点。大量的加工贸易使得东亚各国（地区）逐年向中国转移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激增，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借口。
　　以“轮胎特保案”为例，表面上是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本质上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约80％的轮胎是产自美资企业。作为区域内贸易的最大承载国，东亚一些国家对美贸易顺差随着该国企业对华投资转移到了中国。同样，美国跨国公司的贸易转移，也带来了大量的贸易逆差。显而易见，资源和环境、劳动力、法律和其他社会成本的硬约束，使国际产业分工的转移成为必然，产业转移导致贸易顺差转移。
　　第二，中美贸易还有个结构性问题。中国出口产品大多属中低端产品，而美国出口的多为高端产品。美国众多跨国公司在中国低成本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销往世界各地，而美国本土则以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即使两国进行产业内贸易，由于中国出口的多是低端产品 （如轮胎特保案中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是美国轮胎市场中的低端产品，如果企业在美国生产，几乎无利可图），表面看起来是竞争性，实质上还是互补。美国国际贸易市场份额对中国的影响越小，越容易提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程度；国际产业分工形式越接近于垂直分工（贸易互补性强），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平等程度越大。
　　2002年以来，美元对欧元等货币都出现了显著贬值，但巨额贸易赤字仍然没有得到缓解，因此美国希望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解决思路之一就是美元贬值或其他国家货币升值，让其他国家一起分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受到极大的升值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暗含这样一招后手：美国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会带动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升值。如果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大幅升值，其他亚洲经济体由于担心丧失竞争力而不会升值。相反，如果亚洲经济体同时升值（中国的升值幅度要大些），彼此之间的竞争力仍可大体制衡，但美国预期自己获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经常项目赤字没有下降到美国认为的 “正常”水平，人民币都将面临升值压力。这种升值压力与人民币是否存在低估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