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温州市金融办相关人士表示，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浙江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人民银行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期限1年，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从“老板出逃”到“老板跳楼”，民间借贷资金链接二连三的断裂声，使得一向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之地的温州，一时间却成了民间金融链条上最危险最脆弱的那个环节。而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首次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1/6左右，且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的1/5。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

　　不难设想，一旦当下温州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果绝不会仅仅是还不起钱的老板“跑路”、“跳楼”那么简单。老板不存，企业焉附？中小企业的倒闭必将如影随形。而一旦潘多拉魔盒开启，即便是没有参与民间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也完全可能受到相关上下游企业的赖账、坏账的波及，成为“炮灰”和牺牲品。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体经济萎靡与失业率上升。至于巨额民间资金的灰飞烟灭，接近九成参与其间的温州家庭和个人，恐怕都将无法幸免，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同样令人担忧。

　　当此温州民间金融链条危如累卵、命悬一线之际，温州市政府向央行申请1年期金融稳定再贷款600亿元，要说本在情理之中；而面对悬崖边伸出的求救之手，似乎也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更何况，从温州民间借贷市场1100亿元的规模来看，申请600亿元金融稳定再贷款，要说也不能算是“狮子大张口”。

　　事实上，温州民间借贷之所以会步入极端，甚至踏上高利贷这条不归路，银行金融体系本身其实难辞其咎。体制内银行贷款对于大型企业的青睐，不仅加剧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和门槛，随着银根的紧缩，正规金融借贷的大门几乎对这类中小企业完全关闭。而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却离不开资金这条生命线，于是乎，明知民间高利贷是在饮鸩止渴，但既然不贷也是死，贷还可以晚点死。温州民间高利贷疯狂上演的背后，其实未尝没有银行金融体制本身的因素，如今民间借贷出现问题，银行似乎也应适度承担责任。这个时候提供相应额度的金融稳定再贷款，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总比坐视不管来得有责任心。

　　不过，尽管金融稳定再贷款的确有章可循，专用于支持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乍一看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温州民间高利贷，既然早知是一场饮鸩止渴的游戏，也早就知道迟早会有“跳楼”的那一天，疯狂的月利自己收着，玩不下去了便想起让央行来“擦屁股”，恐怕并不天经地义。毕竟，认赌服输乃是最基本的经济逻辑，否则的话，假如“撑死胆大的”高利贷游戏不仅无需后果自负，甚至可以因为后果太严重，大到不能倒，而赢了算自己的，输了由全民来埋单的话，不仅无助于经济规则与信用社会的建立，反而会催生贪得无厌与铤而走险行为，甚至抹杀信用与责任机制，并为未来的经济运行埋藏更大的风险与隐患。

　　基于上述视点，金融稳定再贷款即便有其必要，也应有严格的限定，甚至并不能因为中小企业在资金成本上的劣势，便不加区分地施以援手。现实中，当高利贷的利润远超实业，温州中小企业借贷用于投资和放贷，也早已是普遍现象。而这类明显不务正业的中小企业所遭遇的经营困局，其实只能自食其果，而不应浑水摸鱼地摇身一变成为金融稳定再贷款的救助对象。

　　无论如何，当危机成为盛宴，其实只能制造更大的危机。面对民间借贷风险，政府对其权力边界的正确理解，央行对于经济规则的坚守，同样应当成为救助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