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经济增长下滑的容忍度，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
　　■黄石松
　　2011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最大悬念是，通货膨胀能否控制在既定目标？经济增长究竟下滑到什么程度？结构调整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对此的判断则决定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走势，特别是紧缩的货币政策应不应适时适当调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始终是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灵活的政策，在短期救急和长期发展之间不断进行平衡，在抑制通胀和转嫁危机之间不断调整。2011年，世界经济摆脱危机走向复苏一波三折，欧盟债务危机的形势依然复杂和动荡，美、欧等为转嫁自身矛盾，一方面开始自我调整、减赤瘦身，同时始终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要求中国承担在世界经济复苏和节能减排等方面更大的责任。我国将长期面临更加复杂和动荡、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的国际环境。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陷入多个“两难”。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缓解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冲击，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软着陆；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扩大国内消费，以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实现调结构的目标。一方面要保持适度的流动性，以促进经济的平稳增长；另一方面又必须严格控制信贷的投放，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
　　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总体上将是全球战略格局的均势发展期、产业调整期、金融秩序重构期。我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波动加剧的局面，形势的变化将可能来得很迅猛，比如，从通胀到通缩的转换，从增长到下滑的转换，拐点也许会很突然，曲线可能会很陡。要烫平经济动荡，实现平稳增长，完成发展转型的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两对矛盾：
　　1．如何保持适度的信贷和投资增长，实现通胀可控而造就收入增加，形成投资拉动与扩大消费相互促进的格局？
　　信贷推动投资，投资拉动增长，但信贷造成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并因此形成居民收入和实际购买力缩水。因此，扩大消费意味着投资增速应有所降低，但是，消费的前提是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必要的投资增长才可能增加就业和工薪收入。于是我们面临的矛盾是，应该保持怎样的信贷和投资增长？如何实现不带来通胀而造就收入增加的信贷与投资扩张？
　　从上半年的数据看，尽管投资和消费同时增长，由于投资增加的幅度大于消费，加上进出口对GDP增长出现反向作用，导致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反而加大，相对于调结构的要求，投资的增长仍然过快，已经对扩大消费形成反向制约。只有当投资增长率低于消费增长率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才会逐步体现。显然，从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和实际效果看，这一拐点还没出现。
　　2．如何使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发展转型，破解人民币对内贬值与对外升值并存的难题？
　　控制通货膨胀和避免经济过度下滑决定了货币紧缩的时间和力度。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带来各国普遍的货币信贷过量投放，已经造成了通胀预期和资产价格泡沫化。2010年以来，美国为转嫁危机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以对冲巨量外汇储备，客观上造成了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被动局面。
　　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国内货币紧缩的政策效应已经并将继续显现，但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以食品价格为主导的一般消费物价指数快速上升，而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越来越短缺也推动了工资的持续增长，加上国际大宗商品带来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周期因素和结构因素的叠加，使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更加复杂，物价持续上行的压力更大，治理的难度也在加大。
　　笔者认为，从宏观层面看，单纯的保增长或压通胀或仅仅是表象，更深层次的考量是调结构和促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即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格局重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渐进的、长期的过程，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未必是最优的，甚至会适得其反。
　　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关系的变化轨迹，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分析来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地方政府依靠“土地＋信贷”推动经济增长的惯性十分巨大。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就导致了两个问题：是否应该对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具有更高的容忍度？是否应该对通货膨胀具有更高的容忍度？
　　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十二五”时期我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通胀可控、发展方式成功转型的多重目标的关键在于：
　　1．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不当干预。
　　当前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要降低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外贸的依存度，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提高对经济增长下滑的容忍度，提高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一方面，各级政府要放弃GDP至上的发展观，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下滑是我们主动调整结构的必然结果，也是转型的必然要求，要适当降低GDP增长的预期目标。
　　要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要一见增长下滑屁股就坐不住，行政干预这只“有形的手”就闲不住。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各项改革，包括：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要素市场和价格改革、资本市场改革、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等。另一方面要正确引导社会公众树立长期适度通胀的预期，同时切实承担政府应尽的责任，妥善解决好通胀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的实际困难，这样才能为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赢得时间和空间，赢得民心。
　　2．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大力推进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
　　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影响着经济转型的力度。一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热钱流入，热钱推动外汇储备增长和基础货币投放，形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巨大压力；二是人民币升值（特别是实际有效汇率变化）的确造成中国净出口下降，加剧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三是人民币升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会提高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有利于逐步扩大内需，并进而在中期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四是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加快要素价格改革的进程。当前，要素价格改革的难点在于将持续推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我国正在一条极具考验性的道路上寻求平衡——短期内必须平抑物价及其预期，中期必须推动要素价格达到合理水平，而要素价格上升将系统性地改变我国的禀赋优势与全球分工，是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
　　深化我国金融改革要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今后，要从主要依靠信贷、利率等国内货币政策，转向通过本外币政策共同应对宏观形势变化的调控工具组合，更多发挥汇率和外贸政策在促进发展转型中的作用。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新动态，加快和推动我国金融产业对外开放升级，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同时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将美、欧等要求我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压力转变为推动我国金融产业积极参与大国博弈的动力。
　　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始终坚持市场导向，着力发挥金融机构和民间资本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大胆探索，逐步形成金融资本、技术、市场有机结合的新思路、新机制。金融创新的重心是推动成熟的新技术、新产业与杠杆率适度的金融资本结合，培养产业链条长、带动作用大、辐射范围广的新兴产业，寻找增长发动机，形成新的增长极。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