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首席财务官 |
发布时间： |
2011年07月27日 15:17 |
作者： |
党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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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10年公司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但仍未能杜绝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特别是“7·16”事故令我们刻骨铭心。我们认真反思和分析事故原因，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系统的强化安全环保基础管理..提升公司整个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安全环保管理水平。公司还采取多项措施进一步加强承包商安全管理，把承包商安全管理纳入公司HSE管理体系和考核，全面促进承包商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水平，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作业环境。
——摘自2010年度中石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仅仅看这段话，你能想象中石油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7·16”事故）堪与英国石油（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比肩吗？——实际上，两者演绎了海上石油泄漏的两种主要途径。而就在“7·16”事故之后，还发生了“10·24”和“12·15”两场火灾。
“尽管泄漏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第三方施工损坏造成的，但是我们也应深刻反思和查找管理上存在的疏漏。从制度执行、运行管理、应急处置等环节认真开展调查总结，汲取教训，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是中石油200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于渭河漏油事故的反思和总结。如是看来，大连漏油事故无非是渭河漏油的2.0版本。
同样，BP的态度也貌似诚恳。这或许是因为BP的靶子实在招人，BP所面临的监管环境也更严格。BP2010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专门辟出一个版块说明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影响、BP的反应、反思和承诺，并且在随后的运营、风险、环境等内容中也反复提及这一重大事故。不过BP以“无准确估计数据”为由回避了“到底泄漏多少油”这一敏感数字。事后诸葛一下，BP2009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虽然在绩效和事故的描述方面能兼顾负面信息，但在传递作为社会责任国际标杆企业蓬勃朝气和良苦用心的一堆表格、文字和图片中，其“环保和安全罚款”在2005.2009年间呈无规律变动，并在2009年达到6660万美元的最高点，而“环保支出”则在五年间呈下降之势，在2009年达到24.83亿美元的最低点。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名称众多而含义模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环境健康与安全报告”、“企业公民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都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别名，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到底包括哪些方面的非财务信息就更加莫衷一是。比如，波音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几乎通篇是关于慈善活动的说明，这也是国内不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流俗；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和商业战略缺乏有机联系，正如毕马威2008年社会责任调查报告所指出的，“在G250公司（《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的前250家公司）中只有16%的少数派为其分析师和利益相关者量化了企业责任绩效的价值，”因而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很难看到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未来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所提供的非财务信息缺乏测算和报告的标准，从而很难进行比较。有人认为，叙述式的报告有时几乎就是“一堆关于公司优势和实力的毫无凭证的宣言”。难怪波特和克莱默相当痛恨用孤立的眼光看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他们宣称“发布这样的报告鲜能提供连贯的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框架，更别说战略框架了”，相反，这种报告的基础是“对各项互不相关的举措的总体轶事型描述，以反映公司的社会敏感度”。他们甚至言辞激烈地指出，“这只不过养活了报告撰写者这一行当。”于是我们不得不叩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未来在哪里？
毕马威和SustainAbility公司2007.2008年对2279名商务人士、非政府组织成员、劳工领袖、投资者、顾问、学者和其他有关人员的调查结论或许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它们的调查表明，70%的应答者认同“未来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应与年度报告整合”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它们提出可持续发展报告体系的“2020构想”，首当其冲的建议就是“结束可持续发展报告，完全整合进年度报告和其他企业沟通信息”。这也正是艾博斯和克鲁斯所谓的统一报告（Onereport）理念。简单地说，统一报告就是制作一份将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财务及叙述性信息与该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的非财务及叙述性信息整合起来的报告。但是财务报告与非财务报告的整合绝不仅仅只是发布一份纸质文档那么简单,下期将继续进行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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