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7月25日 09:13 |
作者： |
陈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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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当第一列恢复通行的动车经过温州事故现场时，车上这批幸运的乘客在想什么？望着驶去的列车，在高架桥下抢救的工作人员又在想什么？桥上桥下这一幕，恰似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具象化”图景：我们总在用速度忘记那些不快乐。或者有个更为官方的说法，我们力图用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不能否认，这本是先行者们大无畏的勇气。但先行者毕竟远去，继承者要“有所为”，必须要“有所畏”。因为前面的“不快乐”已经越积越多，重新出发需负重而行，更需“瞻前顾后”。
但在中国，“瞻前顾后”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贬义词，无论是在评价一个政策时，还是考察一个官员时。高增长已经成为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种惯性，进而发展成一种从上至下的习惯，稍稍放慢，就没有耐心等待。城市化太慢？强拆出现了；铁路太慢？高铁出现了；经济减速？4万亿出现了；地方没钱？融资平台出现了；涨价太快？限购令出现了。
这种求快、从重、贪急的经济政策是整个社会急躁情绪的反映。有评论将中国形容为“急之国”：寄信，最好是特快；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铁；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排队，最好能插队……
为什么我们不能慢下来？求急求快的效果当然很好，但副作用也大。房价调控之后早晚要发生回调；天量信贷“保八”成功，但现在不良贷款可能暴增；地方政府的巨额融资推动了基础建设，但也可能使得财政体系难以为继。现在，经济增长的成功与经济运行的隐患一样多，大有“势均力敌”的架势。所以乐观者看到了“软着陆”，但同时悲观者也看到了“硬着陆”。
监管层对此并非无视。转变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转型，发展绿色经济，以及“十二五”发展纲要，都在为我们慢下来作铺垫，可效果并不明显。“十一五”规划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提议，但高增长的发展逻辑，如呼啸而去的火车。究其原因，一是，高增长已经成为解决一切不稳定因素的惟一战略，于是经济规划越来越看重中短期效果，尤其是现在，有些“不快乐”确实火烧屁股，比如楼市、通胀问题等。二是官员升迁体系在根本上没有改变。虽然出台过一些校正措施，比如计算绿色GDP、强调民生的重要性等，但指标体系过于复杂，或过于空泛化，执行难，监督也难。三是“全能性”政府的架构未变，经济稍有放缓，企业也好，老百姓也好，都找政府。政府部门也不含糊，直接掌控大量经济资源，拳打四面，脚踢八方，但面对越来越分化的利益群体，最后政府也手忙脚乱，按下葫芦起了瓢。
速度已经不是当前经济的“要害”。忧虑“硬着陆”或是“软着陆”的人，其实是看到了中国经济已经到了选择改变的时候：从高歌猛进到常规发展。有人认为这个“常规发展期”是要回到2008年刺激政策之前，其实这个跨度比想象的要远，更彻底的回归应该是从30多年来的“速度崇拜”、“GDP崇拜”中摆脱出来。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要避免翻车，就要把车速降下来。过去我们只希望让车先跑起来，却忽略了车里的人，现在我们开始考虑车里人的安全与幸福。这也是继承者重新出发的一个“有所畏”的新视角：一个年增速超“10%”的GDP已是过去，一个同样高速增长的幸福指数才是真正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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