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公开的预算和决算，已经是经过人大批准过的，公众只是知情，而无法决定预算的命运，只有人大代表才有否决权和决定权

　　■时论■曹林

　　中央要求各部委公开２０１０年度“三公消费”的决算数和２０１１年度的预算，一周过去了，响应者寥寥，只有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等几个部门按规定公开了——公开的部门虽然很少，公开的信息也非常有限和笼统，但眼尖的公众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发现了国家文物局今年的接待费比去年高了１００余万，中科院“三公”预算超了２亿元，去年公车消费竟有７４２０万。

　　面对舆论质疑，文物局的解释是：去年决算低是因为有７个国家没能如约来访，今年不过是恢复正常而已。中科院的解释是：由于国际科技合作交往较频繁，外宾公务接待费较大，公车主要用于科考科研——数字是否准确，事实是否如此，回应是否合理，这些还须舆论进一步追问，需要相关部门公开更翔实的数据。

　　现在发出追问的都是媒体和公众，而从代议制的制度安排来看，步步紧逼的提问者应该是人大代表们。符合代议制安排的场景应该是：一群人大代表拿着部委的预算和决算案，拍着桌子，愤怒地追问他们为什么“三公”消费增长得那么多，为什么“三公”预算超标了２亿元，对面是汗流满面的官员弱弱地回答着问题。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种场景，人大缺席，代表缺席，开完两会后就很少见到他们的身影了，只有舆论和公众盯着部门的预算决算发现问题并穷追不舍。

　　想起今年两会时，有一位人大代表抱怨：我们团的全体会议和下午的小组分组审议中，没有一个人谈到预算报告。也有代表说：报告放在文件袋里，从来没有翻开过。还有代表说：已参加了５年的会议，从没听过任何代表审议《预算报告》的发言，每年大会安排审议《预算报告》，最后都是稀里糊涂投了赞成票。

　　人大代表不负责地履职，问题“三公消费”在代表们的眼皮底下轻易过关，人大审批形同虚设——中科院和文物局的三公消费中代表提问的缺席，让这种制度尴尬表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会说，之所以要让公共部门的财政预算向社会公开，就是要接受社会监督。可社会监督是无法替代“代议士监督”的。一方面，部门公开的预算和决算，已经是经过人大批准过的，公众只是知情，而无法决定预算的命运，只有人大代表才有否决权和决定权。另一方面，公开的预算非常笼统和有限，公众无法对预算进行真正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