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6月21日 08:20 |
作者： |
李季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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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先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但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案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自我监督逻辑，特别是最近爆出的冉建新非正常死亡案，暴露出了现行《刑事诉讼法》及配套法规还亟须完善。
据媒体报道，根据湖北省利川市委的有关决定，参与办理“冉建新案”的利川市纪委常委牟来俊等官员已被按党纪、政纪处理，而巴东检察院教导员任中海也已被刑拘，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公众的疑虑。毕竟，谁都可能成为刑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就可以被糊里糊涂“猝死”，那未免太可怕了。
事实上，湖北冉建新案再次折射出中国刑事司法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貌似完全程序化的刑事办案过程，却总在具体执行中异化，甚至演变成侵权和刑讯逼供等职务违法行为的挡箭牌。单就法理而言，即便是涉嫌触犯刑律的公民，其合法权益也要通过严丝合缝的程序去予以保障，而颇为诡异的是，该案除了家人没有被正式告知之外，在办理过程中貌似遵循着所有明文的程序要求，但就在这些貌似“按程序来”的缝隙中，程序之“花”却没有结出善果，官员冉建新（不管其生前是否罪大恶极）以“非正常死亡”的悲情谢幕。
办案程序的貌似正义随着冉建新的“猝死”或“非正常死亡”，而陷入了实质不正义的法理逻辑漩涡。
程序是由相关的执法者执行的，程序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法治。公权机关出了问题，不建立隔离墙，自己监督自己或同部门、同行政区划下自查自纠，不管其结果是否公正，都很容易引起公众疑窦，并带来更多的猜疑。
新法律程序主义者认为现代程序正义除了正当过程、决定的条件优势、行为和结构互动关系的合理化外，更重要的是“执法者判断的中立性”。然而，正如笔者早前所指出的，尽管执法者受到很多法律专业的训练，但其本身并不必然是中立、超脱的，其和普通人一样，也受限于私利和个人的知识面两个方面，如果将权力和程序正义糅在一起由执法者裁定时，权力滥用就变为可能。
最新消息显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修改《刑事诉讼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相关修法调研，如果能以此次修改刑诉法为契机，确立程序法治、程序违法、程序正义理念，并借此强化程序对权力的制衡，譬如“无罪推定”、免于“被作证”等细化规定，则无疑是百姓之福、国家之福。
但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就冉建新案而言，更高层级相对独立的调查机构，譬如湖北省纪委或湖北省检察院的介入，甚至中纪委的专案核查，将使得冉建新案的调查结果更为可信，也更接近事实真相。而为了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恩施州相关方面也应自觉申请回避调查。
（作者系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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