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6月02日 08:52 |
作者： |
黄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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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建设，关系久远，但实实在在的学科建设需要时日，而又难以收显赫之功。缺乏必要条件，纵然知道它的重要性，想要支持，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上世纪20年代出生，那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小学老师时时讲国耻、国难，觉得天是灰蒙蒙的，一种耻辱感总是挥之不去。今天的中国，虽然必须应对的紧迫问题接连不断，而且唱衰中国的声音也总是不甘寂寞，但中华振兴，昭如日月，确定无疑。这就使奖励哲学社会科学门类的基础学科建设，已有余力。能够赶上这样的形势并获得“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的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分外高兴。
金融学科源远流长。金融学科的建设，概括地说，是整理人类自古及今，包容中外所有金融真知的过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有着自己曲折萦回之路。
东方、西方的古圣先贤都有蕴含着金融真知的至理名言。我国先秦、汉初诸子有关货币金融的见解透彻、精辟，至今依然熠熠生辉。可惜的是，社会的长期停滞，后人只会反复引述古训而踏步不前。西方却在走出中世纪之后，伴随着现代经济的萌生，逐步形成了服务于现代经济的经济学。19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面世，其中金融理论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对环绕货币诸古老命题的透辟论证；也有对金融危机、资本市场等等的探索和瞻望。许多论点，其历史的穿透力令人折服。
19世纪后半叶，货币论、银行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19、20世纪之交，货币银行学则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走上大学讲堂。也就是在进入20世纪，我国游学于西方的学子，把引进金融学科作为传播先进文明的重点，做了大量工作。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二三十年间，西方有关经济学科、金融学科的进展，在一两年、两三年之后，就会在中国的大学讲堂上讲授，就会有编译或翻译出版物出现在书肆上。而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则反映着中国学人在世界金融学科建设史上所做出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放战争打断了金融学科的引进过程；而新中国的建立，则改变了引进的方向：即全面引进苏联和戛然关闭了引进西方的门户。
对于这段历史，似乎有一种任凭岁月磨灭记忆的趋势。但这是历史的一个环节，不能忽视。建立计划经济，必然要引进服务于计划经济的金融理论和实务；而这样的金融理论和实务对于新中国建国后恢复遭受连年战争摧残的经济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计划经济中既然不能取消货币，不能没有银行，苏联的金融学科事实上不能不包含有金融学科的基本原理。
在单面引进苏联和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中国人，包括学界、业界和政府有关人士，对于金融学科建设也有着自己独立的贡献。例如，新中国建国之初的1950年3月，我们一举制止了延续十多年的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那时没有洋人顾问，也没有国外援助，而是依靠澎湃的革命政治热情，最经典地运用了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实现了稳定的目标。再如，当宏观稳定一再受到冲击的背景下，我们发展了最初以“财政、物资、信贷三平”论断所提出的宏观均衡理论。这既不是来源于西方，也不是来源于苏联，而是自己憋出来的理论。又如，在经济技术条件极其落后的条件下，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就在整个大陆建立了极为通畅的通存通汇制度。这说明在金融实务的理论上我们也不是没有值得总结之处。这一切，对于全国金融队伍，在改革开放后，吸收西方金融学科建设的成果，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基础。
33年前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了从西方引进的大门。引进是迅速的，热情的。但是要把已经隔绝多年的西方金融学科思想语言表达系统与我们计划经济中的金融学科思想语言表达系统交汇、衔接需要一个过程。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还是处在摆脱苏联框框的过程之中。而且，在那时，我们引进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金融学科建设的发展成果，即宏观经济分析的入主货币银行学。这是我们比较容易迅速吸收的内容，也是当时改革开放实践所必要。至于对西方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金融学，则没有同时大力引进。因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进入金融学科领域的人们基本没有接触过这一部分，在新中国建国前后从海外游学归来的学人也不熟悉。同时，改革开放头十几年，资本市场还没有恢复，也缺乏实际生活的推动力。其间，有一批理工科人士出国做访问学者，学习到国外一些关于风险度量、风险管理的新知识，但他们不熟悉中国的金融实际，引进了接不上轨。90年代中期，那时候一些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学子归来了，现代金融学才真正有系统地引进中国。伴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日益与国际衔接，引进后以极快的态势扩展，并一度有现代金融学才是科学的说法。今天看来，西方金融学科全面发展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及时了解并引用在我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之中了。
一百多年以来 ，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不论如何曲折萦回，基本属于“引进”型。其间，间或有自己创新的亮点，但影响极难越出国境。当今，中国元素，在国际经济、国际金融的舞台上已然有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权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也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感谢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授予我这个奖项。作为奖项的得主，无疑应该更加努力地投身于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但就我现在的自然状况，无可怀疑的是，已经难于披坚持锐，拔寨摧城。因而，利用这笔奖金支持处于学科建设第一线的同行，或许更可体现我自己致力于推进我国金融学科建设的一贯志向。在这方面，将请我所在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和有关同仁给我帮助。
（作者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前校长，本文为作者获得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的获奖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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