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消息四川省丹棱县水务局副局长宿仁训5月3日因醉驾被挡获。当地公、检、法在开了多次碰头会后，却因宿仁训的醉驾行为情节轻微，且是“因公喝酒”，对是否追究刑责，不能定夺。于是，交警按照道交法新规，暂按“酒驾”开出了罚单，处以行政处罚（5月25日《华西都市报》）。

　　前不久，针对最高法“醉驾情节轻微不入罪”，本报评论曾指出：醉驾属于行为犯，而非结果犯，但凡被认定醉驾，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情节的轻重、恶劣与否、造成的后果如何并非是认定醉驾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法定要素。

　　宿仁训的血液酒精浓度已经超过80mg/100ml，醉驾确证无疑，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在刑事立案后，有责任让其尽快进入下一步司法程序。再说，是否构成犯罪，也不是公安机关说了算，而是要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等待法院的判决。

　　很明显，“因公喝酒”纯属从天而降，没有任何法规说“因公喝酒”就可以免除刑事处罚，交警自行将醉驾降级为酒驾，并处以行政处罚，有滥用权力之嫌。当然，舆论关注的焦点不仅在于“因公喝酒”的处理结果，更在于“因公喝酒”本身。

　　问题还得回到原点。中国酒文化发达，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官员喝酒确实是一种“公事”，不便不喝。但说到底，喝酒并非公务的组成元素，它反与公款吃喝关系极为暧昧。作为纳税人，没有多少人会支持官员“因公喝酒”；各级党委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公款吃喝的规定，实际不绝于耳。因此，在“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尽量少喝，不该喝的绝对不喝”的社会共识里，法制对待“因公喝酒”的态度至少是不提倡、不鼓励、不保护。

　　用“因公喝酒”作为减除刑罚的条件，恰恰是逻辑颠倒。按照常理，醉驾肯定是要打击的，“因公醉驾”不说罪加一等，至少也该依法执法，避免司法不公。毕竟，领导干部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应当重品行，做表率，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如果嘴里一边喊着严打醉驾，自己却一边醉醺醺地开车，如此既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伤害了政府形象。

　　再说，既然党和政府一贯反对铺张浪费和大吃大喝，司法机关对于狠刹公务腐败和公款吃喝亦是责无旁贷，如果“因公喝酒”免于刑罚，岂不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公款吃喝了？退一步说，干部醉酒之后完全可以选择代驾或打车，而不是冒冒失失就加入隐形马路杀手队伍。对待一个如此不理智的干部，用“因公”去减轻醉驾之责，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产生的法律效果或社会效果不容乐观。

　　◇ 本报评论员 邓子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