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仅仅１１天之后，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２０．５％。半年时间，１１次政策工具使用，几乎平均每月要使用两次，究竟是前期全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过度放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性通胀压力还是经济发展本身有着其他诸多待解问题与矛盾呢？

　　■记者观察■本报记者 唐福勇

　　一切都来得那样快，加息仅仅１１天之后，央行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调整之后，大型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２０．５％，再创新高。就市场预期而言，自去年年底开始，就已出现存款准备金率今年可能上调至２２％或２３％的上限的声音，现在来看，这种可能性逐步变成现实也不再遥远。

　　但现在这个上限似乎被一个声音捅破了，这个声音来自于央行行长周小川１６日在博鳌论坛上的一番表态。对中国存款准备金率是否已提高到极限的问题，周小川表示，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何种水平，取决于多个条件。条件发生变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力度和空间也会变化。根据国际经验，也没有明确的尺度，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不存在绝对的上限。

　　没有绝对的上限，这给未来政策调控带来了无限的想像空间。

　　这句话刚说完一天，央行就宣布从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０．５个百分点。这离上月２５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到一个月时间。

　　至此，人们开始有点担忧未来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否仍会过于频繁。从时间和频率来看，央行去年１０月２０日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４次加息、７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半年时间，１１次政策工具使用，几乎平均每月要使用两次，这种频繁程度只在２００７年经济过热、通胀高企时才见到过身影，而今天只是在百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恢复期里发生的境况，究竟是前期全球各国应对金融危机时的过度放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性通胀压力还是经济发展本身有着其他诸多待解问题与矛盾呢？

　　显然，当前的情况并不像人们想得那样简单，以流动性而言，国内的流动性过多问题明显来自国内外两大环境，一是以美为首的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释放的大量全球流动性，并且欧美持续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水平，导致大量资金在近两年大量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虽然还没有发现大量热钱的涌入，但许多无法统计的套利资金仍是隐性存在的；二是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时投放的大量超额信贷，时至今日，信贷的高投放成为货币当局开始重点管理的工作之一，加上大量外汇占款的上升，使基础货币大量被投放市场，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同样给货币当局以巨大压力。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像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一样解决金融领域尤其是信贷投放的结构性问题。正是这种信贷投放结构性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的银行业很难改变或放弃持续对大量基础设施、楼市以及大型国企、央企投放大量信贷，并且这种信贷投放正成为无法主动降低而不得不动用政府的力量包括国家政策的明确导向来硬生生地改变。这一点在眼下的银行业似乎已经有点苗头，由于持续的楼市调控及紧缩的货币政策频繁使用，一些地区的银行已经开始暂停个人住房的贷款，或者说是提高个人住房贷款的审批标准，然而银行的解释却是，不是不想贷，而是现在没钱贷，以致银行人员又开始陷入“拉储蓄”的境地。

　　以上现象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流动性过多而不得不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银行迫于调控压力开始收缩信贷或暂停部分业务的信贷。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在市场化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这都是某种程度的自我损伤与硬性修正。与其如此，不如好好理顺一下流动性、信贷、政策调控之间的关系，使之不是某种被动的互相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