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恢复最快的体制与政策原因（上）

　　２０１０年，德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３．６％，这是自１９９１年德国２０年来的最高增长率。是什么原因使德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

　　■史世伟

　　金融危机在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德国当然不能幸免。与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德国经济更加依赖于出口， ２００８年德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４７．２％。所以德国遭受的打击尤其惨重。２００９年德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４．７％，这是自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成立以来德国经历到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出口下降了１４．３％，统计失业人数增加了１６４０００人，失业率从７．８％上升至８．２％。一般认为，经济衰退对就业的影响有时滞，因此，危机爆发时，德国６大经济研究所和德国联邦银行预测２０１０年德国的失业率将增至１０％左右，失业人数比２００９年增加１００万，达到４４０万。

　　重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现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日子已经过去，可是连最乐观的经济预测机构都未能料到德国经济不但很快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而且各项重要经济指标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２０１０年，德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３．６％，这是自１９９１年德国２０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出口（得益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美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增长了１４．２％；失业率不但没有上升，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就业的高潮，登记失业率由７．８％下降到７．２％。根据德国联邦经济部和德国“经济五贤人”的预测，这种经济增长的势头今年还会继续。他们预测，２０１１年德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２．２％，出口将继续增长６．５％；而失业率将降至７％，登记失业人数为２９４万，自１９９２年以来第一次降到３００万以下的水平。而且，这样的增长率和就业率还是在极低的通胀率水平上取得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德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呢？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首先，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制度稳定器的作用。

　　在市场秩序的型塑中考虑到社会公平

　　德国对克服经济危机总体战略方针的选择有深刻的体制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深受德国弗莱堡学派秩序自由主义的影响。按照秩序自由主义的理念，政府首要任务是通过立法建立和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的框架条件，而不是对经济做“点”上或相机抉择的干预。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开放的市场、私有产权、契约自由、经营责任完全自负、经济政策的稳定性是市场经济的建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德国政府强调私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鼓励私人投资，通过私人企业的市场竞争达到供需平衡。政府的作用是纠正市场失灵，即对行业垄断、收入严重不公、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和非正常供给（如农业生产）的政府规制（市场经济的调节原则）。因而，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是简单的自由市场秩序＋社会福利政策，而是在市场秩序的型塑中考虑到社会公平的目标（在理论上可阐释为市场秩序与社会秩序的一致性）。在具体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如果一些领域涉及到社会公平问题，则将这些领域进行例外处理，例如农业政策、住房政策、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在市场竞争领域。

　　以竞争秩序为例，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严厉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德国的联邦卡塔尔局具有对限制竞争行为，比如协议定价、捆绑销售等行为直接处罚的权力，而不需要经过法院的裁决。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的合作和兼并却网开一面。所以，在大企业、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主导的时代，中小企业仍是德国经济的支柱。因为历史经验表明，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保障。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后，德国一方面积极推动银行间的兼并重组，使银行的规模更加合理，能够适应欧盟范围内的竞争。另一方面，德国政府保留了由信贷银行、（公立）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三大支柱构成的银行体系。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除地产融资抵押银行以及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德国工业信贷银行（ＩＫＢ）外，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几家具有大量跨国业务的大私有信贷银行，即德意志银行（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德累斯顿银行（Ｄｒｅｓｄｅｎｅｒ Ｂａｎｋ）以及商业银行（Ｃｏｍｍｅｒｚｂａｎｋ）。而业务范围主要在国内的公有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情况相对较好，坏账不多。根据德国工商总会的一项问卷调查，德国中小企业中只有１９％认为，自身的信贷环境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其中只有３％认为由于金融危机完全得不到贷款。

　　独特的劳资模式是社会利益平衡的重要制度保障

　　我们强调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建设和谐社会，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社会团结原则体现了这一点。即社会各阶层通过协商来调节和平衡各方的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为整体的利益做出妥协。德国经济的中介机构商会、工业协会等十分发达。它们不仅为所属企业提供市场和专业信息，同时参与社会对话，分担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德国雇员的工资是在《劳动法》最低标准下由行业工会和雇主联盟通过谈判自主决定的。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德国工会采取了工资增长低于生产率增长的工资政策。根据德国伯克勒基金会一项调查，单位工资成本（它反映劳动成本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在德国从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８年中期几乎没有增长，而在荷兰、法国、波兰、西班牙和丹麦则增长了２０％—３５％。这大大加强了德国相对其他欧盟国家的竞争力，使德国的出口不断增加，形成了德国出口导向性的增长模式。另外，德国企业治理结构的理念为“相关者至上”而不是英美体系提倡的“股东至上”，在企业经营中注意兼顾雇员、供应商、股东、顾客、竞争对手、社会以及国家的利益。这一理念在制度上通过雇员共决制来保障：德国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两院制，雇员参与监事会与资方对企业重大决策实现共决，２０００人以上的企业从企业雇员产生的监事会成员与资方监事会成员人数对等（５００—２０００人的企业雇员代表占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在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的执委会（董事会）中，负责人事和社会福利的执委会成员通常由雇员代表担任。在企业内部管理领域，雇员共决制则通过法律规定在雇员达到１０人以上的企业必须建立的企业委员会来行使。德国的雇员共决制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劳资关系模式成为德国实现社会利益平衡的重要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