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
近日，部分媒体报道了联合利华等日化企业和顶新康师傅等方便面企业涨价信息，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之声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发改委对此事高度关注，已经“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京华时报》３月３０日）
２００８年，当国内食品油同样出现非理性上涨时，国家发改委紧急召集中粮集团、益海嘉里、九三集团和鲁花集团４家企业进行“约谈”，要求稳定供应，不准涨价；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份，国家发改委再次对食用油巨头“打招呼”，进行面对面“约谈”，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又召集古船面粉、五得利面粉、利达面粉等大型粮企“约谈”，要求粮企在２０１１年“两会”前不要涨价。如今，国家发改委又开始对日化和方便企业“约谈”。
然而，由于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与石油煤炭等生产资料正处于不断上涨过程中，国家发改委用“约谈”来干预民生用品价格，难免“摁下葫芦起了瓢”。从经济学理论来讲，“约谈”根本不能作为物价调控的常用手段。毕竟，商品价格的形成机制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点，这个规律不会因为发改委的“打招呼”和“约谈”而发生丝毫改变。“约谈”式物价调控，犹如堆起来的鸡蛋，随时都有塌下打碎的可能。
现在的问题是，国家发改委在抑制民生日常用品价格方式上很纠结。倘若撒手不管，公众自然会对价格监管部门产生质疑与不满。如果实施强硬的平抑措施，比如临时价格干预，还要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确保市场供应；二是改善价格环境；三是完善补贴制度。特别是通常的正规价格监管手段，不仅要严守操作流程，而且也担当责任。所以，国家发改委在两者之间选择“约谈”，这种非正规价格干预的最大“好处”是，不但能应付民意，也能轻松地行干预之实，而不承担任何干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