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在骂着大城市的种种病症，一边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目前依然具有魔力。

　　2009年6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其结论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人们普遍表现出向大城市流动的意愿。此次通过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针对3262名18周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的入户访问调查显示，在城市和县城受访者中，近半数人（45.7%）首选居住地是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受访者中有97%希望自己仍然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

　　“人才是往人才多的地方走的。”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大城市不仅有较高的承载力，同时因为其“大”而更具规模经济，更有利于提高收入和找到工作，自然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首选。

　　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人们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不断流入；资源往大城市集中，卫生、教育、科研、就业等社会公共服务大城市相对较好，这都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一部主任査波指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距并非短时间内可消除或减少，大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

　　年轻人往大城市跑，人往高处走，也是一个国际趋势。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周海旺告诉本报，即使是城市化率达到70%甚至更高的发达国家，还是有很多年轻人进入城市，城市发展的机会比农村多。比如日本东京、大阪这样的城市人口还在增长，而日本一些边远农村则在衰落甚至有消亡迹象。周海旺三年前曾去日本一些农村考察，日本当地政府也采取措施增加农村投资，改善基础设施，搞新农村建设，希望留住年轻人，但一样人流稀少，剩下一些老年人。

　　大城市人口增长是否必然会带来“大城市病”？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尹稚看来，北京拥堵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北京主城区承载的功能太多，可以数出二三十个功能来。他认为，北京最核心的是要职能疏解，一方面从大区域的发展上加强和天津、河北省的联动，使得功能向更大的区域扩散；另外一方面就是北京市市域范围内要促进中心城的职能逐步向新城扩散，这两个中心问题不解决，北京中心城的拥堵问题实际上很难有大的缓解。

　　谈到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陆铭指出，拥挤和规模之间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可以被分摊掉，这就是规模经济。像今天上海这样的地铁密度，未来人们进市中心就乘地铁。当人们减少对于汽车的依赖时，拥挤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缓解的。在东京、巴黎这样的城市，生活或工作在市中心的人很少开车。

　　日本东京有3000多万人，也曾经出现中心城区圈拥堵问题，但现在交通解决得比上海好。周海旺认为，政府增加公共交通投入，搞好管理，有些“大城市病”可以避免，比如香港中心区人口密度很高，但公交车很准时，这跟城市管理水平有关系。

　　尹稚认为，大城市并不可怕，但是一个发育不良的大城市很可怕，大城市按照一种合理的交通模式和土地利用结构来增长，很多问题不会到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程度，但是如果对城市职能结构、交通出行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不做适当的政策引导，采用放任增长、自由增长的模式就很可怕，那可能1000万人就会出事，2000万人就无法收拾。

　　尹稚认为，如果城市对其功能结构有所取舍，不是面面俱到，在土地利用结构上比较注意产业和居住间的植入平衡，在交通出行结构上能够很好引导公共交通和私家车的出行比例，并且在城市出行中形成日常出行短程化这种比较合理的出行模式，人口增到3000万可能矛盾也没有那么尖锐。尹稚说，这是北京市应该抓紧时间要做的工作。

　　北京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470万辆，尹稚表示，采用一种放任的增长模式肯定是有问题的，从国际经验上看，北京已经错过了压制小汽车发展、优先公交发展的最佳时机，一旦形成一种消费模式、行为习惯，再改过来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