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销售与市场 |
发布时间: |
2011年02月10日 0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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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满地鸡毛的公关大战,追根究底,无非是一场消费者争夺之战,只不过使用了伤害消费者的手段。在大战中,企业迷失了消费者至上的根本原则,消费者迷失了真相。为了回归到公关的本质,我们要先去了解这些被企业玩弄的消费者,他们怎么想的?他们还会相信谁?这一期,我们就去进入消费者的梦境中一探究竟。 集体装睡,把市场逼良为娼 文/习熠 几年前,国际快餐企业肯德基在遭受了苏丹红事件影响后,仅用了几个星期就通过促销活动恢复了销售,康复速度十分惊人!而且,类似这般的惊人事件还数不胜数。 毫无疑问,相对于一些国家的成熟市场而言,一个企业在中国作恶的代价确实太小了。除了企业受到的司法制裁和经济制裁都不够大之外,即使来自消费者的惩罚也只是蜻蜓点水,一点点皮肉之苦而已。作为市场营销和公关行业的从业者,我了解到很多企业在出现危机后都会搞促销活动,用不了多久就能收复失地。相反,不作恶的风险倒是很大,很有可能被作恶的企业夺走领先优势。最终,这个市场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 惊弓之鸟 对此,很多人抱怨公众不长记性,认为公众应该联合起来坚决地抵制作恶的企业,用某名嘴的话就是:"不能给它一点机会。"但是,中国消费者恐怕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商品知识的消费者了。即使那些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学习的人,为了去超市购物都要被迫学会大量的化学知识和生物知识。谁会相信这样的消费者还不长记性呢?所以,情况远非让消费者"长记性"这么简单。 在接连不断的恶性商品侵权案件推动下,应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无论从消费者的商品知识角度,还是从社会对商品侵权案件的关切角度来讲,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个消费者:购物要当心。甚至可以说,很多企业在这种大环境下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被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小道消息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攻击搞得狼狈不堪。就是在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消费舆论下,每个人都如惊弓之鸟,怎么还会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消费者装睡 这让我想起了所谓"装睡"的理论:即消费者在很多情况下明知购买某款产品的潜在风险,例如一些非知名厂商或价格过于低廉的产品,仍然自愿或被迫地购买了这些产品。 其中一部分消费者可能是被迫购买,很多都是因为消费能力不足但却需要购买生活必需品。在很多涉及生活必需品的恶性案例中,我们都发现受到最大伤害的是那些社会底层的消费者。他们为了省一点点钱,被迫购买价格畸形低廉的产品。 另一些消费者则可能是自愿购买这些有潜在危险的商品,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并不富裕的中国,很多消费者本来应该把主要的资金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在此基础上再逐渐提高。但是,在商家的鼓吹、媒体的渲染和同伴的攀比下,很多本来可以在基本生活开支上强调质量的人,将用于基本生活的资金"挪作他用"。最终,他们在基本生活消费上对质量也采取了纵容的态度。 当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劣质产品的宽容心态后,就直接导致在中国存在一个非常大的劣质产品需求。这个市场容量大、门槛低、逃跑也容易,任何商家只要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快速获得利益。最终,本来应该是追求质量的品牌厂商也禁不住诱惑,放弃了最后的道德底线,这就形成了全社会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监管者装睡 消费者装睡了,监管者呢? 法制是阻止企业作恶的阻断力。法治国家对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伤害到消费者究竟有多大的惩罚力度?我们肯定都听说过那些动辄数百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罚款吧。实际上,在美国,很多行业的费用中都有一大块是保险费,就是担心稍有疏忽伤害到消费者就把企业赔死了。企业一旦作恶,就可能被罚到这种程度,谁还相信这种企业会有作恶的动机?法律保证了良币的价值,阻止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但是,如果单纯追求GDP,监管者就有可能在劣质商品伤害市场和消费者这个问题上设置一个红线。比如,食品可能不够天然甚至有轻微污染,但是至少可以满足部分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在不出大事的情况下可以允许这些食品销售。不过,一旦事情从非黑即白变成可以有灰色存在,这个色调就很难把握了。很多时候,监管者出于管理需要或者个人利益,也会采取"装睡"的策略。 所以,在一个实际上消费能力不足的市场上,消费者的纯粹自发选择只能是"逼良为娼",消费者一味地不原谅,也并不代表可以真正制止作恶。最终,消费者和监管者都会采取"装睡"策略,直到严重的事故让大家被迫惊醒。 已经没有人了 在这个普遍装睡的市场上,还存在着一群有条件有能力保持清醒的人。这些人不仅清醒着,还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源、权力和话语权。但是,这群人出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装睡的市场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些人就是社会富裕阶层,他们可以购买名牌食品;部分特权阶层,甚至包下菜地自给自足。 但是,一些名牌商品纷纷出事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在一个普遍装睡的市场中,想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当整个市场都已经习惯了装睡时,你已经不可能再指望所谓品牌资产来保证质量了,也不可能指望你的那片菜地可以浇灌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 二战后,马丁尼莫勒牧师撰写的一段碑文:"当初他们杀共产党,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没有作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已经没有人了。 打破梦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是因为消费者心里在自愿或被迫装睡,监管者出于各种原因装睡,而精英阶层也在装睡,才形成了今天的市场现状。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我们无权指责装睡的消费者,毕竟消费者往往是被蛊惑的,甚至是无奈的、被迫的。正如电影《盗梦空间》里很多入梦者一样,他们也恍恍惚惚中意识到自己是在梦中,可是他们最终没有说服自己离开梦境。 这恰恰也给一些有识之士指出了破掉这一装睡市场的办法,那就是用更坚定的信念唤醒这个市场,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新的市场,创造一片蓝海,并且以思想领袖的姿态成为市场的领导者。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批有理想的企业站出来,告诉那些自愿装睡的消费者回归消费本质,追求优质的商品也是一种时髦;帮助那些被迫装睡的消费者,不断教育他们劣质商品的长期危害。最终,希望市场可以回报这些企业,让他们用业绩证明自己的信念。 谁在伤痕累累中启蒙? 文/刘永根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犯而不校"、"百忍成金"??中国的古训中,很多道理都在教导国民忍让,这与统治阶级意志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民族独特的"和文化"。近代以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和文化"自然备受抨击,于是"奴性"、"劣根"批判成为主流。 建国后,除掉了权贵阶层,又创造出一个新的依附体制,即依赖于集体体制,在城市叫做单位,在农村则是人民公社。集体替代个人,成为思考和行动的主体,我们无需个性和批判,因为我们有集体在,集体包办,集体万能。 改革以来,集体制度逐渐瓦解,独立人格渐显,我们又重新学会了批判。商品大潮的来临,消费主义的风行,把我们拉入了消费时代,仿佛一夜间,我们的自由和消费自由联系在一起,消费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大主题。 "上帝"是弱者 然而,我们的消费环境却恶化到让人心惊胆战的地步。 厂商敢于在大米、牛奶、食用油中添加毒素,毒害消费者的身体;油商可逆市调控油价,大喊与国际接轨,侮辱消费者的智商;网络运营商可假泪虚面地宣布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绑架消费者的自由。于是消费者痛斥、谩骂,可状况依旧,形式并未根本好转,"上帝"成为了弱者,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无力感。 普遍化交易模式和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为这种无力感提供了平台。消费者现在所处的是生产和消费逐渐隔离的时代。一方面,逐渐超越熟人社会中的面对面交易,进入陌生人之间的普遍化交易模式。另一方面,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多了销售商,消费者直面的是销售商而非厂商。因此,越来越脱离"你给我缺斤少两,我回头找你理论"的消费状态,取而代之的是出了问题销售商赔你一脸无辜。 这种非直接交易模式使得消费者维权主要依靠强大的第三方,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隔离状态中维权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非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厂商不再依靠道德而是利益来进行生产,制度、法律才是厂商考虑的重点,道德让位于利益,厂商不再担心道德的谴责,担忧的是制度的限制和法律的惩罚。法律不规制我,我就可肆无忌惮地生产,赚取超常的利润。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角色发生改变,消费者的监管能力也逐渐下降。市场经济依靠的是强大力量的监管,消费者仅仅作为消费的主人,而监管的权力在市场交易条件下只能让渡给第三方,即健全的市场制度、健全的法律、健全的规则、健全的舆论力量以及更重要的健全的执行力。 维权的集体无意识 在上述监管条件都不太完备的状况下,消费者成为弱者,浑身充斥着无力感。这时候,自保与自利战胜了批判,伴随而来的是消极的消费理念:盲目的高价策略--虽然不能确定高价位就意味着高品质,但却换来稍许的心理安慰;洋货策略--洋货放心,国货不放心等等。 这种心理状态造成两方面消极后果:第一,购买能力强的消费者通过高价和洋货换来暂时的安全感与舒适感,普通人不能跟进;第二,市场中购买能力强的人有了这样的临时方案,得到暂时的消费心理安全,会降低他们的批判与维权力度,而他们的批判往往才是影响状况改变的重要因素。这样的状况,在消费者群体内部,塑造成强者规避、弱者更弱的局面。 于是,在这种状态下,消费者对于质量安全的无力感,造成他们维权方面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现实消费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于是整个消费过程中剩下的只有谨慎购买与牢骚满地。当无力感长久持续又无法改变时,为达到心理认知平衡,消费者会逐渐接受这种状况,无奈地接受这种不公平和不公正。 消费者维权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不仅造成自我利益受到损害,还会降低监管部门对此状况的关注程度。因此,要改变这样的状况,不但要完善各项监管渠道,还要有维权意识的外部启蒙和自我启蒙。 涅中寻找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食物中毒;孕妇食用有毒色拉油诞下死婴;外国人不敢喝台湾产的纯净水,和今天我们眼前的状况何其相似。那时候,刚从国外归来的龙应台显然不能适应这种状况,处处受到制约。因此在台湾喊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衍生出风风火火的"生气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生态保育等运动风行岛内,加上民主化进程推进的法律制度变革,塑造了今天台湾的消费环境。可以说,台湾经历的"生气运动"完成了民众维权意识的启蒙。 除了自发的维权运动,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多,使得国内消费者逐步了解到一些崭新的维权模式。如国际车企的召回制度,也逐渐应用于国内市场,国内消费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维权意识的自我启蒙。QQ和360之争在绑架用户利益的同时,也完成了用户对隐私权维护的启蒙。这些案例,为我们的乐观情绪提供了理由。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消费者健忘的背后 文/包·恩和巴图 每当爆发一件危机事件,都会引起消费者的恐慌以及不良情绪,瞬间把涉及事件的企业或品牌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恨不得"一棒子打死它"。 然而,每当危机事件渐渐平息的时候,也有不少消费者仍然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该怎么消费就怎么消费,哪怕在事件中负主要责任的品牌,他们也会继续购买它。 很多人把这个现象归结为:消费者健忘。意思是,消费者不会把企业或品牌的"丑闻"过多地放在心上,时间长了就会淡忘。 然而,笔者觉得,这是一个过于肤浅的认识,消费者健忘的背后其实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消费者没有话语权 在中国很多行业,市场化程度是不一样的,有些行业处于"消费者驱动"阶段,有些行业处于"渠道驱动"阶段,而有些行业仍然处于相对原始的"产品驱动"阶段。 一般情况下,处于"产品驱动"和"渠道驱动"阶段的消费者,其"话语权"是有限的,很多愿望和选择权都是无法实现的。尤其在二、三线城市和广大的农村市场更是如此,你不想买这个品牌的产品,那你只能停止消费这个品类,没有其他选择。 这对那些可买可不买的产品而言,也许可以考虑停止消费;但对那些生活必需品而言,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消费者正在消费的品牌即便有天大的"丑闻",只要没有"毒死"他,他们只能继续消费它。这不是健忘问题,而是话语权问题。 9年前在美国,一个财务丑闻就让安然倒下了,但在同期的中国,有几个企业因为财务丑闻而倒塌的呢?10年前在日本,一个中毒事件就让雪印陷入泥潭,但在同期的中国,有几个企业因为消费者"中毒"而真正受损呢?这就是差距。 更重要的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考虑不得不让消费者失去话语权。原因很简单,由于一次丑闻而关闭一个企业,就意味着几万人,甚至几十万的失业问题;意味着下岗职工的子女教育问题;意味着财政税收减少问题;甚至还意味着社会安定团结问题等等。这个时候,政府就会出于大局考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一个企业随便倒闭。 择优心理 丑闻过后,消费者仍然继续消费"丑闻"品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的"择优"心理。也就是说,即便这个品牌有丑闻,但总体上看,消费它还是觉得比起更换其他品牌要靠谱一点。 乍一看,这种可能性好像很小,但事实上就是如此。2008年4月,奥运火炬在法国传递时遇到了"藏独"分子的干扰。这一事件让中国的家乐福遭遇了抵制。很多"爱国"人士把"恶气"撒向家乐福超市,似乎一夜间家乐福濒临"门可罗雀"的地步。甚至在有些城市,工友们把推土机开进了家乐福的停车场,导致家乐福无法正常营业。 然而,这一"爱国"情绪渐渐平息后,家乐福又恢复到了原来的"车水马龙"景象。尤其到节假日,仍然人山人海,而且可以确定99%都是中国人。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中国人的"爱国"之情这么短暂吗? 不是。这是择优心理的集中表现。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仔细想想,放弃家乐福到其他超市买东西,无论在产品质量、价格,还是在购物环境和服务上,还不如家乐福,让他们感觉更加郁闷。这不得不让老百姓暂时把"爱国"情绪放在一边,重新走进家乐福。 包容心理 消费者继续消费"丑闻"品牌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消费者的"包容"心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标志性心理,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人就有可能犯错误,是企业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每当一个明星或企业爆发丑闻后,人们都在观望其表现,如果他们"改过自新"的决心让大家满意,就可以原谅他们,包容他们。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肯定再也看不到1999年"二恶英"事件中受重创的"惠氏奶粉"重返市场;再也看不到2001年"PPA"事件中遭遇撤架的"康泰克"品牌重振雄风;再也看不到2006年"重金属"事件中退出中国的"SK-II"重新登陆。 现在,我们仍然以"包容"的心态原谅伊利和蒙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过错,并以较高的信任继续消费它们的产品,即便蒙牛"诽谤"事件再度揭开人们的伤疤,但正因为它们敢于和自己的过错划清界限,仍然在包容它们,消费它们,这和"健忘"毫无关系。 消费者"人格分裂" 在人的脑子里一般会有两套理论:一是拥护的理论,一是使用的理论。通常情况下,这两种理论经常处于分离状态,给人感觉是"双重人格"。 怎么理解?就拿2010年上半年发生的丰田"召回门"事件来举例吧。 2010年上半年,召回门事件让丰田公司陷入了困境,尤其在欧美市场遭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中国,这起事件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舆论和指责。然而,这里边有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出现了:有些消费者明明在网上痛骂丰田,结果过两天去买车时,仍然选择了丰田。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消费者拥护的理论和使用的理论严重分离。在别人面前,人们常常把自己"拥护的理论"拿出来说事,而在实际生活中却用"使用的理论"来办事。因此,参加社会舆论的时候,这种人一般会站在多数人认同的立场,把口号喊得比谁都响亮,而自己去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不一定那么言行一致了。 这倒不是说这种人的人格有问题,而仅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这种心理现象在多数人身上都会存在。因此,用这种现象去解释"脑白金为什么在骂声中卖货",可能再合适不过了。在表面上大家都在骂脑白金,说它俗不可耐,但真正去看望老人或病人的时候就偏偏买脑白金。其原因就在于大家"拥护的理论"和"使用的理论"严重分离。这和"消费者健忘"仍然毫无关系。 不过,需要提出的是,这种分离现象不能涵盖所有人,还是要分不同人的不同修养和境界,更要涉及人们的消费能力及特点。通常情况下,人们处在一个时时被"监控"的环境下,两种理论就会趋向统一,比如在公共场合、商务来往等;还有,自身的消费能力特别强大的时候,也会趋于统一,尤其那些小资群体及富豪群体,如果他们要是骂脑白金,那肯定不买脑白金;另外,自己不用花钱的消费,也会走向统一,比如:单位福利、免费赠送、朋友请客等。类似这种两种理论趋于统一的条件和理由还有很多。 消费者的品牌忠诚 当我们分析消费者的各种心理的时候,也不能忽略消费者的情感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消费者继续消费"丑闻"品牌还有一种原因,这涉及消费者的品牌忠诚。 当一个品牌走向市场,尤其做到强势品牌的时候,它的消费者总是分为三六九等,其中相当比例的消费者必将会变成忠诚消费者。 虽然这部分消费者的总体规模不会很大,但他们对品牌的重度消费、持续消费、承诺消费和推荐消费的程度都会很高,从骨子里热爱这个品牌,并把它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在忠诚消费者的心里,他们所追捧的品牌就算出现一些危机事件或丑闻,他们都愿意原谅它,都会给它一个澄清事实、改过自新的机会。这种表现乍一看很像前面的"包容"心理,但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即:忠诚顾客"包容"是带着浓厚的信任和情感的"包容",就像包容自己的挚友一样,即便你蹲进监狱,仍然跟你是朋友。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强势品牌出现危机事件的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消费者继续买它产品的原因所在。 在2008年圣诞节前夕,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英国的百年老店Woolworths超市破产了。这对那些非忠诚消费者而言没什么,你倒闭了我就去另一家超市买货就是了。但对那些忠诚消费者而言,却是个噩耗。据媒体报道,宣布破产的那一天,不少Woolworths的忠诚消费者纷纷前往Woolworths超市,含着眼泪最后一次看望这位老朋友。 他们为什么会哭?因为对他们而言,Woolworths不仅仅是一家超市,而是他们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好邻居、好朋友,通过多年的持续消费,他们对Woolworths这个品牌有了浓厚的感情。 因此,当一个品牌的忠诚消费者规模越来越多的时候,一两起危机事件,一两次企业丑闻不会把它们立刻推倒,即便非忠诚消费者已经选择了其他品牌,但忠诚消费者继续会给它"绝地重生"的机会。 网络公关:错位的社交媒体操控 文/周箫 古往今来,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美好的愿望历来都是被践踏的。抓贪官、整腐败的,上了断头台;搞维新、变制度的,走了午门外;书阳雪、颂巴人的,注定潦倒一生;敢直言、肯纳谏的,只叹夫复何求。 历来,我们敢于创造原则,就敢于违逆原则;敢于创造世界,就敢于改变世界,这与我们民族勤劳勇敢、博大精深又中庸厚黑的性格有关。网络公关的操作,道理同样如此。 先想想这些问题: 1.你真的相信,每天登录的热点社区里那些活跃的发言人真实存在? 2.你真的相信,你通过万能的主一般的百科得到的搜索结果就是最接近于事实的? 3.你真的相信,那些看似无所不知的明星博主就真的有通天晓地之能引万人膜拜? 4.你真的相信,那些走红网络的热点事件,就真的是网民们最关注的事件? 5.你真的相信,那些在社会交际中丢失的公平、公正就一定能在社交媒体中找到? 这些问题,没有"是"与"否"之别,也没有"对"与"错"之异,有的,只是让你在看到它时,脑海中闪过一个词:"迟疑"。 而这个词,就是人心中最捉摸不定的灰色地带--是什么原因,让这种"迟疑"产生,让面对问题的人不能脱口而出他所坚信的答案? 在中国,在大多数时候,它被称作"网络公关",而在我看来,从社交媒体运作模式出发,我更愿意称之为"错位的社交媒体操作"。"社交媒体操作"容易理解,即媒体内容制造、媒体生存竞争、媒体用户锁定等种种,那么,"错位"何来? 雇佣水军淹没用户 无论是"伊利QQ星大战蒙牛未来星"还是"腾讯帮大战360派",之所以引起"用户"极大的关注以及关注并逐步了解后的愤慨,根源即在于:这些事件,真正做到了视"用户"为无物。 翻开"伊利蒙牛案"所流传出来的网络公关公司"标题党",无一不是网络流行词汇,且大多以网友口吻进行阐述,它们以"爱心网友帖"、"意见领袖博"的形式穿梭于社交媒体之中,有温情提醒、有恶意中伤、有冷静分析,制造出一个"不被信任"的产品迷局,意图引导网民"枪在手,跟我走"。但当结局败露,结论呢? 不能说它是一次无效的传播,毕竟,它达到了混淆民意、扰乱民心的初始目的;但一定可以说它是一次错位的社交媒体操作,因为它的整个过程,都是被有动机的"主办方"有策略地单向炮制出来的,与"用户"并未发生实质性联系,造成了"听我说,道理是这样的;你不要说话,因为这就是道理"的困境,它侮辱了社交媒体存在的根本底线,它依靠强大的媒体机器和话语权把控,掐断了"用户"与事实之间的链条,久而久之,广而广之,它也会掐断社交媒体的生命线。 试想,当一个以交互沟通为存在价值的世界,变成了以强暴输出为沟通方式的世界,当真正有价值的讨论"永沉帖底",而"被掺入明确指向性命令"的企业信息却"招摇过市",它便违背了社交媒体的两大基本原则:"基于用户产生"和"用户创造内容"--没有用户,没有由用户创造的内容,除非违心地将"雇佣水军"称之为"用户"。 让用户"可控" 如今的中国企业,甚至一部分跨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在对公关公司执行网络公关予以要求时,都会把一个词放在首位,那就是:可控。负责任地说,这个词,也浓缩了我们老祖宗历久弥新的智慧:合纵连横、焚书坑儒、东厂西厂、大兴文字狱,诸如此类,皆与"可控"相关。 企业希望看到的"可控"是长久时间段内永恒不变的欲求,它有几条基本逻辑,总结如:"护我产品、保我品牌"、"把无变有,把有变无"、"做一吹十,做十吹百"、"谁毁我声誉、我灭他全家"等等。 屡见不鲜的、基于以上几条基本逻辑的事件,在我们存在、交流、围攻的网络世界中,每天都在发生,日益主导着整个社交媒体的走向。 究竟是谁在主导"我们"?我们又是如何"被主导"? 简单地说,之所以中国人愿意接受社交媒体,是因为它赋予了我们从未拥有过的充分话语权,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排斥社交媒体,那是因为它在某些蓄意者的操纵下正在逐步掠夺本因属于"用户"的话语权。"自说自话"固然有趣,但社交媒体根植于传媒的价值,更在于它的定义本身:给用户极大的参与空间。 而现如今企业之谬误,或者说是中国式网络公关引导企业产生之谬误,就在于它没把企业置于"我是社交媒体一份子,与用户一起参与"之地位,而是"社交媒体之主导,拉拢用户说好话"--不需要忠言逆耳、更不需要反攻倒算,我只需要赞颂、肯定与褒奖。这种心态,中国在这块大地上诞生了多少年,它就存在了多少年。 它属于话语权的垄断阶级,它离"用户"极其遥远,却可悲地被当做中国的公关人士执行社交媒体操作的第一准则,脱离本体、执拗歪曲。当这种"错位"发生的方式层出不穷,而人民群众识破这种"错位"的认识也将日新月异,到那时,这个基于"真实传递与沟通"的美好愿望而产生的新平台,便会如古往今来我们创造、引进、改良的种种物件儿一样,从"下一个美梦变为又一个噩梦",面目全非、几无意义。 人作孽,不可活 一个体制之所以能够走向成熟、稳定,那是因为它具备了自我修复与自我完善的能力,即使在局部出现了病毒性感冒,也不至于演变为"病入膏肓"。但如今的网络公关,距离"体制成熟"还远未可及,作为传媒业者,我们不必期待中国网民遵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原理,与这些病毒性感冒长相厮守后产生感情并予以期待,尽管这种感情与期待与我们的饭碗有关。我们更愿意相信"人作孽,不可活",因为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军"们再"力拔山兮气盖世",也终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惊涛骇浪之中。到那时,中国的社交媒体也必将走向崩盘,陷入"无法可依、无话可说、无人可信"的"三无"局面,验证我们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社交媒体奇迹:舶来、演变与灭亡"。 敬请期待《盗梦公关第三季·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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