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上海证券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2月18日 13:27 |
作者： |
贺宛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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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多岁开始当记者，直至退休将近40年，其中20年证券记者从业生涯，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那是一个偶然中又包含着某些必然的机会。1990年5月，在《新闻报》破旧的办公楼上，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骑自行车的客人，男的叫尉文渊，女的叫张宁。当时三十刚出头的尉文渊已内定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张宁则是人行证券科科长。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想尽快出一份证券报刊。尉说，1990年内他要做三件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建证券业协会；创办一份证券报。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何交易所尚未开办，作为首任总经理工作千头万绪，最先想做的竟是办报，后来在实践中才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证券和媒介竟是如此的天然不可分割。当时我只是根据在报界多年的经验，认为要在半年内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几无可能，比较可行的是在现成的报纸上开辟证券专栏，这份报纸发行量不能太大（因为那时证券还是极为敏感的领域），但也不能太小，最好在金融界有一定影响，经报社老总熊永石点头，我建议放在我供职的《新闻报》。
尉文渊和张宁同意了我的看法。就这样，1990年7月3日，全国第一个证券专栏在上海《新闻报》诞生，比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早了近半年。专栏开始时为双周一期，以后改为每周一期，直到1992年，由新华社上海分社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合办的《上海证券报》正式创刊，国内报纸中大概只有《新闻报》设有证券专栏。
什么叫证券？那时谁也不懂。不得已我们一面办报，一面借附近一所中学晚上放学后办了两期培训班，尉文渊、张宁，还有万国的管金生、申银的阚治东、海通的汤仁荣等都来担任教员，其实他们讲的也都是些入门的东西，但这已够大家新奇的了，一时间报名处排起了长队，5元钱一册的油印讲义被抢购一空。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对股市和财经评论从陌生到爱不释手，每天不写上几句似乎就白活了一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股市改变了我的一生。
先是充实。股市这东西，要学的实在太多。正是因为股市，让我在1992年就倾己所有，在同龄人中最早买起了电脑，并且奢侈地装上了空调；也正是因为股市，让我这个颇厌烦数字的人学会了看财务报表，并且每天在数万字的财报中荡漾好几个小时还觉其乐无穷；还是因为股市，让我在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起了英文，因为中国与世界已经连成一片……
二是开放敢言、言而有用。兴许是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关系，对舆论监督情有独钟，而股市是舆论监督最好的阵地，原因无他，股市讲的是三公原则，前提是公开，“阳光之下无罪恶”，是历届证监会领导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我在证券报道中很长一段时间充当“扒粪工”，股改前有家杂志约我每周写一篇问题公司，这样的烂苹果居然取之不绝用之不尽，一写就是五六年。即便如此，我也没有碰到太大麻烦。我无非遵循两条，事实确实无误，不要情绪化，给人家上纲上线。不仅如此，一些“负面文章”还被管理层所采纳。如1995至1996年间，一些上市公司高管放肆大卖手中持股，而监管部门当时并无锁定高管持股等规定，当时，我将相关公司和高管抛股的名册一一开列在我主持的《上市公司》杂志上，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高管持股受限的相关法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股市成就了我的独立人生，成就了中国千千万万投资者成为马克思所说的“大写的人”。
中国股市开设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此之前，所有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单位”的人，人们见面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哪个单位的？”可现在这一切都变了。回想90年代中期，为了国企解困，中国3000万工人下岗，多少年来赖以为生的单位没了，他们中不少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造成了当今80后、90后背负两代人希望的特有的负重感；但是，还有另一部分人拿着仅有的一点买断工龄的钱，把目光投入股市，不仅在股市中赢得了财富，而且彻底改变了人生。在我认识的投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赚钱的，输钱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盲目透支，二是到处打听消息自己从不思考。那些较早投身股市的人，多多少少具有某种叛逆的性格：不屈从命运，不惧怕失败，敢于承担风险。多少年来，中国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其政治文化讲究的是尊贵卑贱、等级分明，可到了股市中大家都是投资者，100股的小股东，可以公开批评副部级的宝钢董事长，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我们已真真切切地见识了这一切。
（作者系上海老新闻工作者，著有《财经专业报道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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