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瑛

　　香港的反高铁运动已过去半年有多，然而关于它的讨论却一直延续至今。关注过此次运动的本地人，当他们第一次从电视画面上看到那一群高喊着口号在立法会门前集会并与现场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年轻人的时候，多少还是有些震惊的。这么多年了，看惯了不痛不痒、温和保守的抗争行为的香港人，如今突然目睹如此激烈的一幕，怎能不大吃一惊?而更令他们不解的是，这一群年轻人何以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集聚到同一地点，并采取如此看似激烈实则秩序井然的行动?更何况，当他们正对着电视画面发呆沉思的时候，猛然一惊醒，才发现晃动镜头下那个正在大声疾呼的年轻人竟是自己的仔女。

　　新社会运动时代到来?

　　几乎一夜之间，“80后”这一名词飘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电视直播让全城都目睹了这些年轻人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的那一刻，要知道，警察可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政府机器，以往游行集会的参与者从来都是与警察“和平相处”的。而如今，“80后”不止一次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如此的视觉冲击不断地挑战着香港人保守求稳的传统价值观。“80后”如此出位的行为令全城哗然。于是，“激进”、“躁动”、“不安”……，人们开始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这一群“怪异”的青年人。大多数人觉得也许这只是年轻人在荷尔蒙作用下的偶然宣泄，上街抗争就好比游乐嘉年华，年轻人情绪得到发泄之后自会各自回家安分过生活。

　　然而，后面的事却又一次让他们出乎意料。反高铁运动之后，作为生力军的“80后”们并没有就此作罢，反而更加频繁、以更加多样化的新奇方式参与到其他议题的抗争运动中。“80后”现象显然不是昙花一现，这群年轻人已然成为香港社会运动中的中坚力量，他们用全新的方式摸索和诠释着本土的“新社会运动”。

　　不知从何时开始，本土的公共评论开始将有“80后”参与的社会运动标签为“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这个名词，是一个西方舶来的概念，其大抵是指西方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绿色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等概念性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不同于战后初期的旧式社会运动：他们表达的是对人类“生活世界life-world”(如社区、城市或者环境)而非物质利益(如经济增长、财富分配或者人身安全)的关怀;他们采取的是非组织化、松散网络化，而非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行动方式;他们所崇尚并传达的是自我解放、独立个性、身份意识、反权威、反官僚体系的价值观念，而非工具理性、权威、秩序的价值观。

　　从这些方面来说，香港“80后”确实开辟了本土的新社运时代。他们在议会政治和传统社运之外另辟蹊径。他们并没有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组织形式，参与者大多通过网络平台和松散的人际网络传递信息和组织活动;他们反对一切“权威”，声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要参与政治的过程、要伸张社会的公义、要选举代表自己的政府。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香港的“80后”运动又落后于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在这里，环保运动或者女权运动还只是社会运动的边缘领域，社会焦点集中关注的还是西方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取得的民主普选。

　　实际上，如今“80后”的最初力量来源于2006年的保卫天星码头的社会运动。这一事件虽在当时亦曾掀起波澜，但不久也便消失在公众论述中。时隔数年，当年保卫运动的主力人员也逐渐意识到香港社会最紧要的诉求乃是争取普选的民主诉求，在这个阶段单论“生活质量”等概念性诉求似乎有些超前，于是他们也在调整策略，将抗争目标重新定位于争取普选。如此说来，香港“80后”所开辟的是一种独特的港式新社运，他们有着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理念和行动策略，所争取的却是西方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实现的民主议题。

　　在沉默中变迁了的政治生态

　　“80后”的“激进”形象在一夜之间为人熟知，而他们的情绪也在一夜之间沿着这个城市的脉搏传递至无数个拥有共同经验和相同价值认同的年轻人。一时间，愈来愈多的年轻人被某种情绪感染，从不同的生活轨迹聚集一处，拥抱彼此，传达意愿。曾几何时，香港人还是那一群对政治和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只埋头赚钱的“经济动物”，而如今，似乎瞬息之间，全城的年轻人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开始读报，开始讨论，开始为了一群完全不相干的乡民走上街头，开始意识到表达意愿、参与政治是公民应尽的责任，开始抗拒权威不够民主的安排，高呼 “自己决定自己发展的方向”。

　　所谓万事皆有渊源，今日公民社会的新气象其实只是近二十多年来政治生态渐进变迁的必然产物。1982年，香港开始在区议会选举中引入民选制度，此后二十多年来的民主实践，虽然进展缓慢且影响有限，却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港人的民主意识也培养了他们的民主技能。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生来便处于民主化的环境中，接触到的是民主理念，经历的却是缓慢的民主化进程。理念与事实之间的落差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加之贫富差距愈加严重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过去三十多年收效甚微的传统抗争模式，所有这些，让意气风发富有想法的年轻人对旧有的一切产生政治疲倦，于是他们拍案而起， “上一代已黔驴技穷，就让我们年轻这一代做些更加轰轰烈烈的事吧!”不可否认的是， 香港这个金融经济大都市已经向着泛政治化的趋势发展，而年轻人的政治参与成为这个政治化过程中的奇葩一朵。

　　后物质主义

　　很多人从“80后”新现象中引申出世代更替的论述。

　　这一代人的理想与激进已然覆盖了上一代人的务实与保守。也有学者开始寻找这一时代变迁的根源。有学者认为如今这一代年轻人虽然成长于较为富裕的环境下，然而他们所面临的却是越来越缩窄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大学普及之后愈来愈微弱的高等教育的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单一化之下愈来愈有限的职业选择，以及职业内部世代更替落后与人口世代更替所导致的愈来愈有限的就业机会，于是，年轻人满脑子是父辈中“只要努力奋斗便可上位”的成功经验，现实中却面临持续恶化的向上流动的处境，他们变得不安，而参与社会运动正好成为他们发泄不安情绪的有效渠道。

　　这样的解释自有一番道理。然而，若我们仔细观察参与社运的“80后”核心成员，会发现，他们多数从事于收入较高的行业，其经济状况并非所论述的那般不堪。相比之下，倒是更相信世代之间存在着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迁的可能。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概念首先由西方学者殷格哈特提出，他认为在不同历史时期下成长起来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观体系，人们倾向于将自身最迫切的需要转化为最主要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生长于工业化时代和战争时期的人们倾向于注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而生长于后工业化和和平年代的人们则倾向于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多过于物质利益。回到香港的环境，上一代人成长的时代正是香港高速工业化的阶段，那是一个艰苦但充满机会的年代，香港经济发展的神话同时也成就了诸多白手起家的个人奇迹。当时许多难民初来这块宝地，他们首要的目的当然是努力赚钱维持生计。待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初长成的时期，香港已完成了工业化的阶段，他们无需像父辈那样忍受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养家糊口的困苦，他们生长在相对平和和宽松的环境，在学堂接受着各种思想的熏陶，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和讨论个体的价值，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重新审视自我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去认识和实现对其父辈来说尚且奢侈的自我实现的价值。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自然会与父辈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80后”现象背后呈现出来的世代更替与时代变迁或许已引发了整个社会民主运动的范式转移。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原有的咨询式治理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社会对民主的新诉求。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