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09日 11:35 |
作者： |
冯迪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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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金融中心主任和副主任，威廉?戈兹曼（William N. Goetzmann）和哥特?罗文霍斯特（K. Geert Rouwenhorst）有着对金融历史共同的热爱。于是，他们合著了一本《价值起源》，再现了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金融创新。
根据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在该书序言中的介绍，戈兹曼的办公室更像个世界金融博物馆，其中摆放着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同朝代的钱币、债券、股票、期权正品。
7月6日，戈兹曼与罗文霍斯特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金融“阴谋”？
第一财经日报：金融危机前后的中国，描述金融渊源的几本流行书籍最终多倾向于秉持金融“阴谋论”的说法，同样作为教授和金融历史书籍的作者，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罗文霍斯特：在美国，人们也担心过程中的输赢与得失，但没人认为这是金融“阴谋”。如果回到100年前，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比现在要频繁得多。人们甚至比较惊奇的是，在西方世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了。
日报：在衍生品等诸多金融创新监管方面，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罗文霍斯特：在风险控制方面，试图用信用违约掉期来保护一些资产安全，构成了金融危机的一部分。不过，很少美国人认为是衍生品导致了危机。
如果不是房屋市场大跌，没有人会认为房屋按揭出了问题。危机是在人们购房时过度消费产生的，而这实际上曾是一项国家的政策。
如果因次债危机得出“衍生品是坏东西”的结论，很多学者肯定不同意。
戈兹曼：教训在于人们在房屋上的过度投资，房屋资产不是什么好的投资方向。
罗文霍斯特：此外，全世界在分担危机方面，到底能一起走多远呢？我看到报道说，一个很小的挪威镇子也经历了金融危机，因为他们也持有次债份额，我感觉很糟糕，并对金融国际化走得如此之远感到震惊。
银行税效果不大
日报：在英、法、德等国家计划开征的银行税，能为下次危机规避风险吗？
戈兹曼：真正的问题是，2008年时，由于不信任，银行不愿意进行银行间交易。没有什么银行税能解决这个问题。
罗文霍斯特：开征银行税，是金融危机期间，对纳税人不得不救赎银行这一质疑的回应。这一提议的思路是，在下一次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对银行征税，建立好防御系统。
不过，如果对银行在某个业务上开始征税，这只是意味着这种交易会被替代。银行业整体非常有创造力，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结构，结果还是一样。实际上，更大的问题发生在银行间，即影子银行系统。影子银行游离于市场和政府的监管之外，当前也无十分有效的监管方式。
日报：如果欧洲要开征银行税，然而其他地区按兵不动，将产生什么状况？
罗文霍斯特：这会制造赢家和输家，其中一个赢家就是在亚洲运作的银行。
戈兹曼：用这种税所构成的保险基金，是用于拯救银行自身，但这只是对非并发的危机才有效，但如果所有的银行都一起陷入困境，无论这个基金建得多大，都不可能填上这个洞。
罗文霍斯特：现在，银行税恐怕是欧洲银行最不关心的事了。他们最关心的大概是一些南欧国家（希腊等）最大的借债人。那些国债看起来不太可能恢复到三A级别。
欢迎评级机构间的竞争
日报：对美国评级机构的表现如何评价？另外，欧洲和亚洲都建议进行评级机构的改革，你们如何看？
罗文霍斯特：债券价格下降不是因为评级机构给了他们糟糕的评级，而是因为人们不想再持有了。实际上，当评级机构开始下调评级时，价格已经下降，危害也已经造成了。欧洲或者亚洲开始建立自己的评级机构，这个想法不错，我们对于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总是欢迎的。
日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曾经在金融创新上领先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
戈兹曼：宋朝，中国发明了纸币以及旅行支票，但没有发明国债，这是中外金融历史开始不同的地方。中国当时在运行一个庞大的国库收入；但同时，国债在欧洲成了金融市场的基石。这个市场后来又向公司债以及股票雏形开放。举一个例子，在王安石失败的变法中，国家在其设计中，始终处于放贷而非借贷于民的地位，但同时期欧洲基本是城邦城市，国家非常弱小，需要向人民借钱，这种弱点，后来也成了一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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