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地方政府举债限制，允许地方发行政府公债，用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让事实上的地方债务走出隐性状态，在阳光下运作，既可“防腐”，也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能正大光明地为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投资渠道，于国于民于地方，都是好事一桩。

　　有消息称，中国的地方债务在短短几个月内，已经从4万亿飙升到7万亿。有关专家认为，高达7万亿甚至更多的地方债务，可能会拖垮中国经济刚刚复苏的脚步。

　　所谓地方债，相对于国债而言，是指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地方债是地方筹措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列入地方政府预算，由其安排调度，一般用于交通、通信、住宅、教育、医院和污水处理系统等地方性公共设施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筹集资金修路建桥，都曾发行过地方债券。

　　对于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公债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与古典经济学派对公债的悲观评价相反，现代凯恩斯学派对公债及赤字极为推崇。萨缪尔森认为：公债不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而是一件有益的事；公债不是妨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是使经济稳定发展的因素；公债的发行不但不应视作国家的债务，而且还应视为国家的资产……大量发行公债有利于经济繁荣和充分就业。

　　事实上也是如此。自17世纪以来，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今天的美国拥有13万亿美元国债，但这并没妨碍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反而正是“债台高筑”成就了它的这一地位———因为它成功地把别人的钱和未来的钱透支过去，成为了它的创富资本。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利用公债这一金融技术发展经济，也是尝到了甜头的。国家筹措建设资金，光靠增加税收和利用货币政策（譬如开足马力印钞票），是危险的。因此借债发展是一个好办法。而2009年，中国国债余额大约为6.2万亿元，外债余额为3868亿美元，合计相当于2009年GDP的26%，按照国际标准，也是在安全范围之内。国家如此，地方亦然。

　　但是，1994年3月，国家颁布了《预算法》，该法第20条明文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按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第28条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文件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该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就是说，自此以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不再合法。

　　这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力被削弱，而转移支付制度又不完善，这就在客观上影响了地方的发展；而地方政府又直接面对社会，需要承担大量的公共事务开支。钱从哪来？于是，预算法禁止地方财政负债的“明规则”，就被事实上的普遍负债这一“潜规则”替代了。短短几月，地方债务就已经从4万亿飙升至7万亿。过犹不及，确实令人担忧。历史上，政府债务危机的教训，也是足够深刻的。

　　怎么办呢？立足现实，放开地方政府举债限制，允许地方发行政府公债，用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让事实上的地方债务走出隐性状态，在阳光下运作，既可“防腐”（提高地方债的预算约束力和透明度、规范性），也可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同时还能正大光明地为民众提供一个新的投资渠道，于国于民于地方，都是好事一桩，何乐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