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暂住证”到“居住证”，虽是一字之差，但却是执政理念的转变——从管理转向服务；是公民权利的改善，从权利差异迈向权利平等——尽管实行居住证制度距离真正的“同城同权”还有距离，但已走向“同城同权”。在复杂的国情背景下来审视居住证制度，可以说是不小的进步。

　　然而，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从是公民权利的角度来观察户籍改革进度，还难以说满意。一方面是目前仅有深圳等十多个城市实行居住证制度，绝大多数城市还不见踪影；另一方面，已实行居住证制度的城市，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遗憾。无疑，户籍改革能否加快进度，不仅需要政府决心，还需要民意鞭策。

　　舆论呼吁户籍改革，显然不是呼吁概念上的变化，而是呼吁权利上实实在在的改善，即消除公民待遇上的户籍歧视。但现实是，要想实现“同城同权”，还需要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这是因为对于实行居住证制度，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国家层面没有统一制定实施办法，结果是各行其是。

　　地方政府积极性不高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认为地方的财力和公共实施还不能承受更多的外来人口；二是存在“懒政”思维，认为实行居住证后，城市管理的难度随着人口增加而增加。例如，深圳市公安局长李铭就把治安问题归结于流动人口失控，并称“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三是存在排外思想，认为外来人口会抢户籍人口上学、就业的机会。

　　毫无疑问，实行居住证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从执政理念到配套设施、公共服务的全方位考验，因此，地方政府既不可能大范围发放居住证，也不可能立即为居住证持有者提供所有服务。之前，郑州也曾取消过暂住证制度，但当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财力不足导致医疗、社保等方面负担猛增，最后不得不再次启用暂住证制度。

　　事实上，已经实行居住证制度的城市，所谓的“同城同权”，其实居住证持有者所能享受的待遇非常有限——仅能享受公共交通、就业指导、就业培训等基本公共服务，子女上学、住房、社保、医疗等核心高层次公共服务依然享受不到，而且何时从基本公共服务上升到高层次公共服务还是一个问号。

　　中国有个成语叫“安居乐业”，也就是说能“安居”才能“乐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给外来人员发“证”很容易，但是，要想让他们“居住”下来，或者能够“安居”，确实还很难。社会保障跟不上，就谈不上能让他们“乐业”了。

　　面对户籍改革举步维艰的局面，我以为，国家层面理应及时出手：一是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或者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壮大地方财力以保证户籍改革顺利进行；二是杜绝公款消费和浪费，把公共资金用在民生之需上；三是应统一制定城市居住证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给地方政府拖延改革、玩弄概念的机会。

　　总之，无论是从法规、人权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外来人口贡献、社会开放与发展的角度观察，绝不能再允许人为因素成为户籍改革的“拦路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