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放住房补贴，意味着农民工就只能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费。那么，凭什么认为对每位农民工来说，住房都是当务之急，从而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费能带来最大化的个人效用？

　　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近日提出“给每位农民工每年发放一万元住房补贴”，受到诸多质疑。他随后做出澄清表示，去年很多人赞成给百姓发消费券，而很多国家和地区也这么做了，给农民工发放住房补贴是参考这一做法。

　　给农民工发放住房补贴，真的等同于发放消费券吗？

　　的确，在金融危机席卷之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给公民发放等额“红包”，来作为拉动内需的一种方式。之所以人人等额发放，是因为这种国家或地区的财政富余分红，要体现人人平等的政治原则。发放“红包”本身不能作为一种“杀富济贫”的政策调节手段，因此并没有剥夺富人拿“红包”的权利。当然，即使是等额“红包”，对于穷人和富人的财富增加效应也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在一定程度缩小了贫富的相对差距。

　　当“红包”以“消费券”的名义发放，就意味着只有当公民进行消费，才能兑现红包。这样拉动消费需求的效果更加明显。我国也有很多城市，把对一些特殊困难群体的财政补贴，用“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但是，像茅于轼建议的那样，给农民工只发放住房方面的补贴，离“消费券”的本义就太过遥远。

　　茅于轼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最大来自城乡差别，所以“光给农民（工）发是有道理的”。他在这里放弃政治学上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想追求经济学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按照经济学“边际效用”原理，一块钱对于穷人的效用，与对于富人的效用，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给农民工发补贴，能够获取更大化的社会福利。同时，穷人的消费倾向比起有钱人更高，拿到补贴后，用于消费的比例更大，因此更有利于拉动消费需求。但是给农民工发放住房方面的补贴，并不能如茅于轼所愿那样带来经济学上的福利最大化效应。

　　很简单，因为发放住房补贴，意味着农民工就只能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费。那么，凭什么认为对每位农民工来说，住房都是当务之急，从而用于住房方面的消费能带来最大化的个人效用？显然，对有的农民工来说，这个补贴也许用于其他方面的消费更有效用和价值。而“消费券”本身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并没有指定消费品种。这种自由选择，使消费者边际效用最大化，并能促进市场竞争，从而增进社会福利。即使是家电下乡的各种财政补贴，虽然限于家电领域，但也给予了农民各种产品选择的自由。但是，农民工住房补贴，实际上剥夺了选择自由，冠以“消费券”名不副实。

　　茅于轼还解释说，建议给农民工发放住房补贴，是认为国家的住房福利，应该集中针对社会最底层人群，即农民工应该成为享受廉租房的主体，这是有道理的。发放住房补贴，意味着廉租房不只是政府来提供，市场也可以提供。农民工可以拿着住房补贴，到市场上进行自由选择。这其实是一种公共服务产品的市场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所谓给农民工发放住房补贴，应该叫“廉租房券”而不是“消费券”，就像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倡的教育券一样。但是，如果是“廉租房券”的话，就应该针对所有的可以享受廉租房的群体发放，包括城市的困难人群，而不只是农民工。否则，市场化的意义就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