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中国还可不可能主动将经济增速减到8%以下。

　　面对着为“反危机”开始兴建的大量基础设施：国家新批准了数条高速铁路工程，按计划201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高速铁路里程数第一；大中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情正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江苏一下子要上11条城铁，14个城市已经开工了地铁的大营建，有18个城市正在规划庞大的轻轨交通。

　　一个美国朋友无比羡慕地告诉我，你们的国家真是足够奢侈。在博鳌开会的官方权威经济学家都说，我们是在做好事，这不仅仅是投资，政府是在为未来提供公共消费，我们有这么多储蓄，不建设投资怎么办？

　　可是他们却不说这么多储蓄是如何建立的，家庭部门正承受着高价格的公共服务、高税负和低廉的储蓄利率，一直在为政府和垄断部门输送储蓄，这些本来就是应该属于他们的钱。现在这些钱被拿走了，被强迫消费成了公路、铁路、机场等等，而从这些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来看，老百姓获得的这些公共消费却是高价格的。中国高速公路使用率估计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12％，许多较小的机场仅使用了容量的一半。国家建设高速铁路网的计划，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但仅一个京津高铁一年就要亏7个亿，地方政府可以动用数百亿兴建沪杭高铁仅仅是为了缩短20分钟的行程。

　　“保增长、调结构、控通胀”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即便是储备货币国家都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样的目标。从排序上看，保增长显然是第一位的，当后两个目标与其发生冲突时，都得让道。

　　宏观决策者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尽管有“均衡信贷”原则指引，但政府支出向上弹性大，而向下压缩的弹性极小。一季度通过信托、理财、短融和中期票据等放出的资金规模应该在3万亿以上。与去年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放出来的都是“干货”，中长期贷款占比高达80%~90%，而去年同期一半以上都是“虚”的票据融资。

　　中国的储户也看清楚了，发现自己已经陷于对通胀的恐惧和对高回报的贪欲之间。不投资房子怎么办？所以“两会”一过，京沪的楼市再现恐慌性买盘放量，二三线城市房价疯狂上涨。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也无论是真心的还是被裹挟的，恐怕都基于一个假设，即未来中国如果仍将以过去的速度继续增长，一切都不会出问题。这一假设让更多的投资变得合理，从而刺激增长，进而带来更多的投资。

　　经济学上的“路径依赖”就这样发生了。投资规模越大，我们就越是不敢从经济增长的高速列车上下车。但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8%，灾难可能就会发生。大部分新建的基础设施将会毫无用处；过剩的产能将在很多行业中存在很多年；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而银行系统将面临大规模坏账。

　　道德风险开始普遍存在，投资者都相信政府不会让楼市崩溃，不敢让经济减速。于是，资产价格高估，投机盛行，凯恩斯讲的“动物精神”到处都是。

　　任何资产泡沫的内涵其实都异常地简单，过度的货币和信贷扩张之后，企业和家庭对于长期利率的预期极低，甚至是负利率，只有投资在一些遥远的未来才有回报的项目，才能求得心灵的安慰。所以产生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哈耶克提出的 “资源错配”或“不正当投资”。

　　调控方向就是大幅抬升长期利率的预期。除此，别无他法。坦率地讲，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缺的是决心和勇气。最简单的方式：中国应该将存款利率迅速恢复到危机前甚至更高的（4%~4.5%）水平，楼市的物业税实质也是抬升投资者对于长期利率的预期，这个跟通胀会不断抬升长期利率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惜，这样的可能性太小。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只会产生一些变异的“怪胎”和“水货”：如传说中的重庆版本的特别消费税、上海版本的房产保有税，据说是按照合同金额征收，根本不涉及资产增值过程，本质上还是交易税。

　　历史上的资产泡沫都在政策摇摆（机会主义）之下成熟的，直至最后的破裂。也许金岩石先生讲的是实话，现在是超级泡沫的前夜，但也是破裂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