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伊始，正值每年招工高峰，长期作为农民工外流主要接收地的沿海地区频频发生用工短缺。仅深圳一地，据当地劳动部门统计，节后企业用工缺口即达80万至90万人。

　　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并非今日始见，可惜的是，对于这个深刻预示中国发展重要变量面临拐点的征兆，此前多有“狼来了”式的呼叫而少有实质性、根本性的对策，而其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度造成的出口锐减，用工需求的暂时性萎缩客观上起到了干扰观察的作用。

　　从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状况由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眼下，促成这种转变的一系列条件正在渐次汇集到一起，仅就供给而论，不可逆转且不断凸显的基础性变化即包括：

　　其一，历经20年持续外流，2004年时，农村外出就业人数已达到1.18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比重为23.8%，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趋于下降；其二，伴随农村社会经济环境趋于好转，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成本显著提高；其三，行之有年的生育政策造成农村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下降，15岁～64岁人口将从2000年时的5.23亿人快速降至2020年时的3.6亿人，2030年时的2.47亿人。

　　伴随供给减少这一长期趋势，中国的劳动力需求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例，在长三角一地，有预测称，在各种条件配套的情况下，2025年前后，江浙沪制造业占全球比重有可能达到8％左右，超出目前东京都市圈制造业占世界比重的1倍多。

　　寄望于市场自发调整（如产业升级）以适应上述供求变化并不现实。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带有大量盘跟错节的非典型特征，往往使得增量式、修补式的调整如泥牛入海、雪狮向火。

　　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工业化建设普遍历时100多年，其间逐渐经历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技术密集型工业、知识密集型工业，其人力资本有较为充裕的时间稳步提高知识含量并实现有序转移。而中国的情况却是，短短30年来即已奇迹般地开始迈入工业化中后期，相比之下，迄今仍占人口多数的农村人口很难通过自身调整跟上这一进程。

　　如同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因为人力资本的不足，中国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大量集中在中低端产业链。这些产业部门之所以能够取得竞争优势，其最大的原因即在于劳动力的廉价，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造成农村劳动力动辄用脚投票，企业则据此更不愿意进行人力投资。

　　现实表明，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很难解决好“用工荒”的。因此，当下真正有义务并且有能力打破僵局的，应该是公共政策先期介入并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其中包括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构建统一完整的社会保障及就业制度，以及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等等。总之，“用工荒”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的必然之果，对于这一现象的破解，当然也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方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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