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报道 |
发布时间： |
2009年12月17日 09:52 |
作者： |
苏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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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考验下的当前国内智库们，仍处于应付眼前挑战的状态，"储备性政策"研究不足，对于国家在中长期甚至更久远的未来的发展战略及定位，尚无暇顾及。
11月底，欧盟统计局网站的头条新闻是今年第三季度，欧元区GDP增长0.4%，欧盟27国增长0.2%。欧洲似乎总算走出金融危机了。此前来自中国、美国和德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据也说明，世界经济已经开始进入了后危机时代。
就像当年的"9·11"事件一样，此次金融危机原本并没有列在世界历史的正常进程之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智库预测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金融危机偏偏发生了，而且就像"9·11"事件一样，扭转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危机发生之后，才有许多专家学者引经据典地说明金融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仿佛危机的发生早在意料之中。其实，指责和嘲笑这些"事后诸葛亮"是没有道理的，毕竟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带有太多的偶然性，而他们也需要依靠写这类事后"预言"吃饭。偶然事件毕竟是偶然事件，它终归不能改变世界历史的大致走向。有时候，偶然事件所改变的只是时间而不是方向。比如，此次危机不仅没有改变中国崛起的态势，反而加速了这个过程。
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共识，但中国崛起之快，如同西方国家衰落之快一样，都大大超乎许多人的意料，其中就包括我们自己。也因为如此，才出现了理论滞后于现实发展的现象。历史在给中国智库开了一个玩笑的同时，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从当前智库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仍处在应付眼前的挑战状态，对于我国在中长期甚至更久远的未来的发展战略及定位，尚无暇顾及。
这是智库的悲哀。不过，这种尴尬和悲哀的局面，是我们智库的体制和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对现实的体制进行调整，改变其属性，中国智库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在未来必然会重现。
已经被国内学界认可的是，因为历史和体制等综合原因，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迥异于西方。在中国，很多重大战略决策来自于党和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自觉调整，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占据主导位置，公民社会声音微弱。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与项目要求的各类咨询和智库机构，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先天便难以摆脱不能独立生存和研究的"原罪"，被广泛认为是政府思想的鼓吹者和阐释者。虽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智库体制方面略有松动，诞生了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独立的民间智库，其研究人员中也出现了如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精英，但总体来说，在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方面，政府依然拥有绝对权力，是绝对权威。
从历史上看，中国智库当前的窘境并非一贯如此。东周后半期，历史进入了七国争雄的时代。连年的征战使得七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方面的交锋十分激烈。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涌现出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杰出思想家，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他们中既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也有军事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由于出身和立场不同，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等许多学派。可以说，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多元、最智慧的年代。而诸子百家中，又有多少人是被七国的领袖们所御用的呢？
民间从来不缺乏思想，从来不缺乏智慧，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启发其思想和智慧的机制和平台。
当前的中国，无论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从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角色演变来看，国家对智库机构都存在大量的现实需求。民间智库的特点决定了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官方智库形成补充，从而增强我国的战略制定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首先是民间智库的独立性，可以在自己的机制下开展不受政府影响的第三方研究，而不是去附合、诠释官员的意志。二是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公共政策问题，展开战略层次的研究。三是民间智库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出真正有创新的策略建议，而非以八股文形式重复既有的观点。
在2009年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中国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所谓"储备性"政策，一般是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长远政策。"储备性"政策意味着既要跟现行政策间保持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也要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性质的政策研究对官方智库是很大的挑战。在官本位至上的中国现实社会，官方智库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许多智库以资格而不是学术水平来确定地位和影响力。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官方智库的领导如果原先在某政府部门担任过司长、局长甚至副部长之类的职务，因为年龄的原因不得不退居二线，转到智库工作，他的学术职称可以依照其原先的行政级别，改套为研究员、教授之类。这是中国官方智库的软肋和缺陷，但也是一个潜在的优势。如果这类人能够将其原先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继承下来，则可以帮助其所在的智库扩大在政府层面的影响力。如今年3月新成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民政部注册，本身并不直接隶属任何行政机构，其成员也没有任何行政级别，看起来似乎官方色彩很淡。但由于该智库由前副总理曾培炎领衔，其麾下云集了许多前政府高官，因此，其影响力远非一般的民间智库所能企及。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间智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不仅数目居世界之最，影响力也首屈一指。但由于美国特有的政治机制，美国智库体系和中国并不具有可比性。美国是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每当新旧总统更迭时，便引起政坛大地震，整个行政当局中约有3000名中高级官员离岗和上岗。从上届政府中离职的人员，其去向除了企业就是智库。反之，智库中的许多人也借此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所谓"旋转门"机制，就是指治理美国的精英人士在智库、政府和工商界之间有规律的流动，其角色不断转换，如走旋转门一样。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了个鼎鼎大名的外交家和国际战略思想家基辛格，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过兰德公司主席，而前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则担任过兰德公司的理事。"旋转门"是美国培养精英的重要机制。通过"旋转门"机制，可以吸纳社会精英人士进入政府服务，从而带入新的思想和才智，使之能够保持活力，同时也进一步培养了人才，又回馈到社会。
透过"旋转门"，至少可以窥见美国智库的两个要素：一是对政府的影响力；二是精英汇聚。对政府的影响力自不必说，美国智库离政府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说不定哪天这些一流的智库学者就可以直接掌握美国甚至世界的命运。精英汇聚则是关及一个智库生存、立足的根本。兰德公司在其6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曾将无数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精英揽于旗下，如197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数学家、线性编程简易算法的发明者乔治·丹泽格，美国空军将军亨利·H·哈罗德，解密专家、计算机科学家詹姆斯·J·基洛吉利，人工智能先驱阿伦·内维尔，核战理论家赫尔曼·卡恩，人类学家玛格利特·梅德，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德特等等。有了这些精英，兰德公司的影响力想不大都难。也难怪人们将智库称为在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以外的"第五权力中心"。
美国智库的不可比性，还在于其资金来源。与中国官方智库在智库比例中所占高达95%相比，美国的智库大都是民间性质，由私人出资筹办，由专业的金融和财务人才来运作，采用基金管理模式,是以政策研究为主业的非营利性机构。除了私人赞助外，也有少数智库如兰德公司，因其超强的研究能力和声誉，可以通过售卖研究成果来赚钱自给，并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咨询的商业模式。
中国大多数智库则还是传统的拨款模式，计划经济痕迹颇重。虽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今的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每年的胡润财富排行榜几乎成了一个社会热点，众多富豪们在排行榜上上下下，你方唱罢我登场。但相形之下，中国的富豪慈善榜却门庭冷落。中国慈善事业的滞后，也使得美国智库那种靠慈善捐款作为资金来源的模式不可能为我所用。
在此情况下，最可行的方法应该是引入竞争机制，政府的公共政策出台要进行研究招标，允许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公平竞争来获得项目与经费。这方面的空间非常大，大到中央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小到地方的城市发展规划、交通规划等等，政府根据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决定是否埋单。官方智库应在同一个平台上与民间智库竞争，通过竞得项目、完成项目、取得成果获得的收入生存，而不是依旧靠政府发工资和经费。另外，要完善政府信息发布渠道，使民间智库享有与官方智库同样的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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