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雷曼兄弟的破产为标志，金融危机到今天刚好一周年。在这一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大萧条以来的最大衰退，主要发达国家纷纷陷入负增长。中国经济在经过年初几个月的剧降后，目前正在稳步回升，刚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表明，经济增长有可能重新步入正常增长的轨道。应该说，这个成绩的取得是非常来之不易的，主要得益于中央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此，目前的经济回升可以看作是“政策性回升”，而非“基本面回升”。

　　既是“政策性回升”，早晚都存在一个政策退出的问题。这是因为，此种大规模、高强度、短时间、“强心针式”的政策刺激，会带来一些较严重的后果，例如，会导致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银行坏账增加，以及“国进民退”等问题的出现，进一步加剧经济的严重失衡。事实上，这种过于依赖经济刺激计划的后果在日前公布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舆论对500强企业有一个形象的称呼：“大老粗”。“大”指的是500强企业中六成多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尤其在前50名中，除个别民营钢铁企业和少数地方龙头国企外，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央企；“老”指的是500强企业中传统行业占较大比重，是一副老面孔，特别在前10名中，基本上是能源、电力和金融企业；“粗”指的是500强企业中不少企业的业绩靠的是行业红利、资源红利和政策红利，而非技术红利、管理红利。

　　中国经济结构中此种明显的“央企”特征以及央企满身的“油烟味”，势必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一定的冲突与差异；另外，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依靠国家政策和相对垄断的市场资源取得利润的方式，也不是市场经济主流发展的趋势。不过，这正凸显出中国发展模式长期存在的内在缺陷，即为了简单的做大而一味地、毫无顾虑地铺摊子。对于国企来说，由于政府对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反正不是花自己的钱，所以企业会出现投资饥渴症；不仅如此，企业和政府还可从盲目铺摊子中得到好处，却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因此政府也患有投资饥渴症。此种情形下，再加上政绩考核标准的异化、财税体制的压力以及扭曲的要素价格，即使多年来我们一再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但对于“结构调整”，许多政府官员也把它简单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从而造成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的“重型化”，使得资源不能有效配置，放松技术创新，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抑制民营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

　　因此，尽管现在为保证增长的趋势和基础更稳固，还需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为了减少刺激措施带来更多的后遗症，从现在起，应将内需导向战略和产业升级战略作为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把投资主体由政府转为民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仅实体性民间资本大概有11万亿元。中国民间并不缺钱，问题在于如何打通民间资本投资不畅的“命门”，撬动民间资本接棒。应该坚持这样一个基本理念：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保护民间资本，给予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等待遇。这就要求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将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向普通公民开放和提供。鼓励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潮流的新能源、新技术产业发展，让优质经营基因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权。这也正是刚结束的夏季达沃斯论坛“重振增长”所要表达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