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9月，尽管身居“火炉”，仍然感觉到一丝秋意。

　　明日，9月15日，百年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周年祭。如果将这一天视为这场危机的起点，到如今，这场危机即将迎来一周年。

　　从彼时开始，全球经济巨轮就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前行。倒闭、破产、暴跌……充斥我们回忆的，都是全球金融肃杀秋风里的瑟瑟身影。这一切，都从雷曼开始，又似乎在雷曼之前。

　　一年过去了，现如今，解读各项经济数据，世界经济已经缓缓驶出危机“暴风眼”。眼下，更深层次地剖析雷曼破产后的经济走向，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时代》杂志所评论，此次危机将对全球经济的未来产生根本性影响，危机之后的世界，将不再是危机之前的那个世界。

　　“这个世界会好吗？”

　　——一个财经记者一年的“危机”笔记

　　“这个世界会好吗？”

　　这是一个过于宽大的命题，源于1918年，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无疑，面对过去一年的金融劫难，无论富人穷人，为政者从商求学者，时刻在彼此追问或心底自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3月初，来到北大脱产研修经济学。早春二月，北国还是冷彻入骨。

　　北大燕园，晨雾未消，未名湖上，一半是湖水，一半仍为冰雪。在博雅塔下构成的这一奇异意象，一如金融危机恶化半年以来，正身处的"U"型底部。

　　多少有点始料不及，我和同学的住宿被安排在畅春园地下室。

　　原因很简单，金融海啸来了，银行赞助未谈妥。

　　4月初，出资人谈定，走出地下室，但依旧身居楼层底部，危机的烙印已经深深烫上。

　　字谜游戏　　

　　是W是V还是L

　　基本上，每个前来讲课的教授言必称金融危机，都热衷于用简单英文字母来传达预期。国内政界要人如毕井泉等，基本都看好中国乃至世界的复苏，一般认为是W型或V型，国外金融界的如黄晓光等，相对悲观地预期为L型。

　　小W型增长也是财经班项目创办人之一的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不过那时他已奔赴世行。北大周其仁院长以一贯的幽默介绍说，直到去年5月31日在机场为林毅夫送行，他也不明白世界银行为什么要把林请去当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

　　现在，我们总算比较明白了一点，世行决定聘请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原来是因为世界出了问题！

　　世界出的问题普遍被解读为贪婪。

　　归到一点，现代银行或者说“影子银行”们的高杠杆效应，正在背离银行的基本属性。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黄晓光作出检讨：还是要回归到最初的规范，行长必须对金融创新产品有基本判断，“不要迷信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迷信，要诚信。”

　　今年年初，北大教授卢锋拜访美国几大金融机构后发出感慨：那些动辄厚达几千页的金融衍生品报告，那些推演公式的复杂性与相互制约，连他这个受到西方经济学严格训练的正牌教授都看不大懂。

　　当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时，我们才意识到，许多银行其实并不了解他们买卖的金融工具，那些被专业评级机构贴上优级标签的证券其实一文不值；这时我们也发现，那些普通百姓认为太复杂而无法理解的，对于炮制出各种等式的“金融巫师”们来说，同样是一团谜题。

　　危机过后　　

　　不应有更大的危机

　　担任路透社多年记者的清华大学“全球财经新闻”项目主任周乃菱博士，讲述了发生在英国的一件趣闻——去年底，英国女王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了一道让经济学家们难堪的难题：为何没有人料到会发生这么大的金融危机？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是最好的预言家。他在1994年，预言亚洲可能发生金融危机，1996年他把预测写进《流行国际主义》这本书中。

　　至于全球性危机，早在十年前克鲁格曼就预警过。

　　这位“自凯恩斯以后，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初版序言中，发出了忠告：“迄今为止，真正被这种刚刚变得无法治疗的病菌感染的人，其实只是少数；但对于我们中间目前为止还算幸运的人而言，聪明的做法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新疗法、新预防方案，以免我们最终也沦为它的猎物。”

　　克鲁格曼说必须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清晰的思考，“有人说，经济问题是结构性的，没有药到病除的良方，我却认为，妨碍世界繁荣的重大结构性障碍只有一样，就是那些充斥在人类头脑里的陈旧教条。”

　　克鲁格曼近日判断说，世界避开了大萧条，目前正处于“大致稳定”的状态。

　　路透社说，但随全球经济在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措施扶助下逐渐走出衰退深渊,这一担忧也在逐渐消散，类似大萧条的可怕景象并没有出现。邻国日本宣称经济5个季度来首次呈现正增长。

　　但是，在一年后的今天，所有遭遇和见证了危机的人们，最大的期待莫过于：“危机过后，不应有更大的危机。”

　　中产惶恐　　

　　痛苦是实实在在的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在改变成千上百万普通人的生活后，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虽然现在的口径统一是“企稳向好”，但痛苦还是实实在在的。

　　《南方周末》8月曾做过一个题目《“中产”之后》，放在这个特殊节点，中产之后是什么？是惶恐。根据这一轮金融危机的人群影响分析，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结论是，“富人遭受最大损失，穷人最沉重，中产最惶恐”。

　　早在经济寒冬来临的3年前，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做出了更大胆的预测：中产阶层的消逝。他设置的问题很简单，“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

　　大前研一中产萎缩的预言现在正加速实现。

　　对中国来说，虽然实体经济在巨额政府投资的拉动下保持了GDP上的增长脸面，达沃斯传出消息说，中国内地全年新增贷款将达9.5万亿，但内需依然无法有效拉动。

　　对中产之后的人们来说，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只能在“前半辈子用命换钱，后半辈子用钱换命”的路径依赖中继续走下去。

　　多年前认识的一个IT界朋友，在北京有一房一车一媳妇，除去提成外的固定年收入为30万元，还拿着公司期权。夫妇俩都34岁了，但依然不敢贸然“制造小孩”。

　　他调侃说，“电力、通信和石油领域的福利，都是按照国家法定最高标准扣缴，其他的民营企业集中的行业，则大都是按照法定最低标准执行。”“要有小孩，起码收入得到50万。”在他看来，中产阶层是没有保障的，只要发生个意外，马上就贫民了。

　　相对富人来说，中产基本上不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往往有少量“资产”，例如一两套房产或几十万市值（估计已经缩水到几万）的股票等。但这些东西可以在顷刻之间变得一钱不值，即使经济危机过去，也不大有靠它们在短期里重新“生产”出新财富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表明上是把富人降低为中产，把中产降低为穷人。但等到经济恢复以后，过去的富人很快就回到富人行列，而过去的中产则很可能一去不回。而中产的消逝，对社会结构所起到的稳定安全阀作用，值得我们仔细考量。

　　本报记者　郑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