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索斯盖特（Douglas Southgate）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人口数量和对粮食的需求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然而，粮食的供应增长得更快，部分原因是耕作面积的扩大，但主要还是因为产量的提高。由于粮食短缺程度降低，在1950年到1985年之间，小麦、大米和其他谷物的实际价格下降了75%。
在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的农产品价格一直很低，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因此得以吃饱。此外，便宜的食品可以让人们能够增加对其他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从而刺激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但是原油从2007年初的50美元一桶迅速涨到2008年6月的近150美元一桶，同期粮价的涨幅也同样惊人。一直到2007年7月，小麦的转手价为6美元一蒲式耳，大豆的买卖价低于10美元一蒲式耳。6个月后，小麦和大豆的价格分别涨到了一蒲式耳10多美元和13美元。
世界银行估计粮食危机将使大约1.3亿到1.55亿人口在过去的两年里退回到绝对贫困水平。更糟糕的是，它预测粮食价格到2015年都将继续维持高位。
那么，全球应该如何来应对粮食供应的问题呢？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未来50年间需求的上下限。
由联合国人口司(UNPD)在2001年发布的人口预测数据显示，人类数量将从2000年的60．6亿增长到2050年的93．2亿。而一个中期的预测，与长期趋势一致，人均消费量每年将会提高0．3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本世纪上半期，即使人口增长略高于50%，粮食需求也会增加79%。而对2050年的粮食需求的一个下限的预测是，对粮食的需求增长将接近60%。
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世界各地面对价格的上涨都会增加出口，更具体地说，那些在农业上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应对需求增加的正常反应不应该是减少产量和出口。事实上，越贫困国家的农民，越能从农业的自由贸易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获得了市场准入机会将会让他们利用好自己的比较优势――事实上他们生产的粮食价格能比富有国家的农民生产的粮食价格更低。贸易能够使他们增加收益，并且更加专业化。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农民由于关税和配额，无法参与竞争。这在欧盟和美国都是如此，由于有农业补贴支持大的农场主，消费者和国际上的其他生产者处于不利地位；或者在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那里人为地对农产品征收高关税，人为地抬高粮食价格，最终让那些精英们从中渔利。
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有30多个国家，包括一些本可以成为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大供应国的国家，都采取了出口限制来应对商品价格的上涨。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有一定下跌，但仍有28个国家维持出口限制。这些限制的后果就是过分哄抬了价格，损害了进口商的利益。在许多国家，对出口的限制表现了政府对农业部门生产积极性的最新打击。两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和阿根廷。乌克兰在上世纪由于政策的过度管制，使得农作物和牲畜的产量以及农村生活都遭受了严重创伤；在阿根廷，危害农业的政策则存续了几十年。
如果阿根廷的农民能够从由政策导致的扭曲中解放出来，那么现有的生产技术将会得到充分的利用，阿根廷的农业也能因此大幅度地增加谷物出口量。仅仅把它的产量提高到就在拉普拉塔河对岸的乌拉圭的水平，那么这个国家用于耕种谷物的900万公顷的土地上，每公顷大约能多生产半吨粮食。而阿根廷应该有可能将耕种面积扩大到1500万公顷或者更大，同时，在平均产量方面，也应有可能达到乌拉圭所实现的每公顷4.15吨的水平。如果对阿根廷提高谷物产量潜力的保守性估计能够实现，那么它每年产量至少将会增加3000万吨。
概括来讲，仅阿根廷和乌克兰这两个国家，由于不良的公共政策造成的每年谷物产量的损失，与美国现在进行乙醇燃料生产的玉米用量大致相当。如果再算上其他一些国家由于类似原因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2008年6月，在罗马举行的全球粮食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调了诸如阿根廷采取的不良政策带来的有害影响。秘书长在他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对农业研究与发展的支持。他的强烈倡议与太多的国家领导人在粮食廉价时显示出的对技术进步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但是，只增加投资还并不足以带来这种进步。负责农业研发和推广的机构也必须有所改革。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知识产权被广泛尊重，像孟山都（Monsanto）这样的私营企业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研究农业生物技术。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在推动作物产量和牲畜产量提高方面，公共部门的拨款为私人投资所替代。三个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印度，都为农业研究和发展，包括生物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大量支持。
为了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政府还必须要做的，就是不要对一些产品强加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同样地，各国政府需要提供和维护相关制度，来确保市场发挥作用，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和履行合同。如果缺乏法律的规制，市场便不会真正存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能在供求变化中有效地作出应对。
（作者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农业经济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