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07日 10:27 |
作者： |
刘胜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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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
中国经济在创造GDP奇迹的同时，也在付出环境方面的惊人代价。据报道，治理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湘江，到2015年就需要投入3000亿元。湖南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与事故频发的小煤矿相比，湘江之类的污染危害更甚：不仅波及面广，而且对居民健康和生命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也许有人说，一些环境污染是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可避免的负产品，但是进口电子垃圾所带来的恶果则警示我们，对环境保护已经到了何等的漠视程度。据统计，全世界的电子垃圾中，80%被运到亚洲，而其中的很大部分又被运到我国，并已经对广东汕头等地的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
应该看到，我们的出口优势，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扭曲的资源价格优势所带来的“病态竞争力”上的，不少出口企业在环境保护、劳动力权益等方面欠账，在降低成本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外部负效应。
与严峻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无序开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环保总局的“尴尬努力”。一些被责令整改的项目对国家环保总局的通知置若罔闻。这反映了环保总局执法权力上面的不足，也深刻揭示了环保违规背后复杂的利益格局。一些地方政府、大型国企成为违规项目的靠山，为了地方GDP或一个企业之私利，而公然对抗环保总局的公权力，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如何惩罚这些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的违规行为，已经成为对我国执法意志的严峻考验。笔者以为，执法惩罚必须落实到个人，对有关单位负责人予以惩治，否则效果甚微。
而比完善环保执法更为深层次的挑战是，经济发展指导哲学的改变。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1）象征性的现代化，即营造气派的外表，包括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然而这一模式并不必然带来人民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2）经济增长最大化，这一模式高度依赖储蓄，特别是通过强制性的居民储蓄（负实际利率）和累退税收（穷人缺乏避税手段而在事实上承受更高的税收负担）。长期下去，这一模式将导致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威胁社会稳定；3）有选择的增长。这一模式强调必须考虑更加需要利益的那部分人群。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从“唯GDP论”转向更多关注多数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尤其是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农民收入的改善等，而且这种关注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必须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经济正在步入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恶果的爆发期。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实现“有选择的增长”。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是刻不容缓，但是这一转变必然遭遇强大的既得利益的阻挠，唯有坚强的执法意志才能加以化解。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今日重温这句话仍不乏警醒之意义。
（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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