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和经济转型，中间不免有许多观点的冲突和分歧。在政策问题上，由于存在针锋相对的看法，辩论是自然的。但是，这些年我发现一个特点：在有关市场经济的辩论中，经常是经济学家一方，公众舆论一方，似乎是经济学家和大众打仗。这就引发了种种问题。有人认为，一些经济学家纯粹代表既得利益集团，和公众的利益对立；另一些人则指出，这些不同是懂不懂经济学的问题所导致的。懂经济学的全这么想，不懂的人则往相反的方向想。

　　在我看来，双方这种成见一旦形成，对健康的公共辩论就有伤害。

　　最近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几十年不见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公信度动摇，也引发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辩论。所谓“仇富”等倾向，在西方也很风行，绝非中国独有。不过，西方国家的这些辩论有一个特点：辩论并非以经济学家为一方，公众舆论为另一方，而是经济学家互相之间针锋相对。最近《金融时报》还发表一篇经济学教授撰写的评论，称经济学家们对“过去”的解释往往能取得一致，但对“未来”的政策把握则似乎永远水火不容。不管是联邦赤字也好，刺激经济计划也好，货币政策也好，经济学家都站在不同的阵营中，各方都能找到一大串诺贝尔奖得主作为自己的旗手。比如弗里德曼，一向支持小政府的保守主义政策，而克鲁格曼、森等，则支持大政府的经济干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尽管他们在学术上还能彼此引用，彼此尊重，在政策辩论上则几乎势不两立。

　　本来，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经济学家有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就像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作用力反作用力一样，但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物理学复杂纷繁得多，把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定律运用到政策上，不可预知的变量太多，懂这些定律并不能担保你对现实把握得更准确。就如有位名校的研究生曾告诉我，他们学校中那些研究股票的教授自己炒股票经常是一塌糊涂。倒是一些家庭主妇“傻人有傻福”。

　　我并不是说经济学对制定未来政策没有帮助，相反，经济学为我们理解未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洞见。但是，未来的复杂性和任何学术的复杂性一样，几乎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学者中引起争议。出现一边倒的学术观点才是不正常的。在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家之间的观点对立，和公众之间的情绪对立几乎是平行的。公共意见的分化，显示着在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对未来的不同判断。经济学家的分化，则是专家作为理性人对未来判断的分歧。经济学家不会把公众视为非理性，而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相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市场中的普通人看作和自己是一样的理性人，这样才能假设人家的动机（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预设）。经济学家内部意见太统一，倒让人担心这个群体思想单一、僵化和缺乏创造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