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力保增长的经济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在2009年2月份开始呈现出止跌企稳的迹象。“去年，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投资者也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即使一季度数据开始企稳，但我仍然比较担心。直到最近，我和我的同行们才松了一口气，中国经济应该能够提早复苏了。”在阜成门的英蓝大厦，一位基金经理描述着他最近一年来的心路历程。

　　谈到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不少投资者都认为是政策起到了核心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被中国政府视作包治百病的良药。面对着当前中国政府的积极政策出台，资本市场的老人们都能回忆起大约10年前，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但是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和当前非常类似的反应：通过加大财政刺激和信贷供给来推动经济。

　　当时，也是在政府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几经周折，终于走出了亚洲金融风暴的低谷。但是，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不是政府能够随意操纵的，因为滥用政策，很可能带来巨大赤字和通胀失控的风险。

　　强极则辱 情深不寿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挽救经济颓势于一时，却难以根治隐藏在中国经济高增长之后的顽疾，更何况，要想长期维持当前水平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度相当之大。 “强极则辱，情深不寿”，孔子讲述的道理就是万物都不能超过限度，否则难以长久，政策也是如此。

　　首先来看财政政策。当前高强度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已经在考验政府平衡收支的能力，如果财政收入出现下降，政府能否维持当前的财政刺激力度，就存在疑问。

　　政府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政府财政收入同比下降13.6%，其中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下降尤为明显。而财政税收的增长幅度，也决定了中国政府能够拿出多少真金白银来应对金融危机。

　　“假设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8%，那么政府2009年度财政赤字可能达到9500亿元。”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明年初时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但是他也在近期表示，财政收入增长8%的目标完成起来比较困难。

　　受制于退税力度加大和企业利润下滑，2009年前4个月，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已经同比下降9.9%。因此，2009年政府财政收入同比增长难以达到8%，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在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下，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要么缩减原先规划的政府投资规模。也就是说，政府很难一直保持高水平的财政刺激力度。

　　其次，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性也存在疑问。因为在欧美“定量宽松”的货币压力下，中国信贷规模的超常增加，很有可能让蛰伏一段时间的通胀重新抬头。

　　受到失业率不断攀升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急剧下滑，曾经支撑欧美经济增长的消费大幅衰退，因此欧洲和北美都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通缩预期。但是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尽管中国的失业人口也有所增加，但是无论从居民日常消费来看，还是从节假日的消费情况来看，即使是在金融危机中，中国的消费都保持了非常强劲的增长势头。

　　因此，在中国，目前通胀压力暂时消失，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暂时回落。严格来说，中国通胀压力的缓解，主要在于原油、有色金属和农产品价格下跌。

　　由于2008年上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基数过高，2009年前4个月PPI（制造业价格指数）持续下跌。这表明，尽管财政刺激政策力度空前，但是仅仅依靠官方投资，短期内还难以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价格难以走高。

　　同期CPI指数也处于下跌之中，但是下跌幅度已经明显弱于PPI指数，显示居民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4月份CPI下降1.5%，其中最主要的支撑因素是肉类与禽蛋价格的同比下降。

　　尽管指数还在同比下降之中，但是同比下降的幅度都已经低于市场预期，可见价格反弹的风险仍在。如果从环比来看，则更加明显，从季节调整后的CPI和PPI环比增长来看，3月份CPI已走出负增长，4月份也保持了上涨趋势。此外，PMI（采购经理人指数）中的购进价格指数也在4月份出现较大幅度回升。

　　推动价格重新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就是不断增长的银行信贷。受到中央金融主管部门的影响，各大银行纷纷加大了放贷力度，其中2009年3月份的新增贷款规模达到了惊人的1.89万亿。 如果人民银行继续奉行如此激进的财政政策，势必让中国经济重新置于通胀的阴云之下。因此，人民银行进行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从2009年4月份的新增贷款数据来看，人民银行已经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控，当月新增贷款数量为5918亿元，尽管依然略高于市场预期，但是远远低于3月份的水平。

　　中金公司宏观经济研究部门表示，从当前一系列迹象来看，人民银行将不断下调放贷节奏。道理很简单，各国的中央银行都必须根据现实情况来制定货币政策，也正是因为经济下滑的压力，人民银行才在2008年下半年摒弃了紧缩的货币政策。

　　不妨做一个假设，在新的压力下，中央政府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修正，那么中国经济还能保持现在的活力吗？

　　城镇化活力 刺激内需

　　“中国还是新兴市场，有着很大的增长潜力，人口增长形成的消费需求，以及城镇化形成的投资需求，都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支撑作用。”美林新兴市场首席经济学家Michael Harnett对本刊记者表示。

　　诚然，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较强的生命力。在欧美经济依然深陷经济泥潭的时候，从数据上看，新兴市场已经先行一步，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瑞士银行新兴市场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兴市场依然和欧美经济体保持了脱钩。”他随后解释了他的“脱钩”定义，即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产出增长都较大幅度地高出欧美国家。

　　而当前，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首的新兴市场的工业产出依然高出了欧美国家超过10个百分点，因此Anderson自然认为，目前新兴市场和欧美国家依然保持了脱钩，并且认为新兴市场将早于欧美国家走出金融危机，尤其是中国，可能在2009年下半年就开始走上经济复苏通道。

　　因此，在经济学家来看，中国等新兴市场能够抢先实现复苏，关键还是在于较好的基本面。政府的功绩也不能抹煞，但也要想到，正是较好的基本面，才让政府有能力对经济进行如此有利的干预。

　　那么，未来中国的发展又仰仗怎样的优势呢？

　　Michael Harnett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表面看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推动中国经济提前复苏的核心因素。其实不然，人口红利的释放，以及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才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并且率先走出危机的重要原因。

　　为了抑制人口增长的负面作用，中国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就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中国人口红利释放的作用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削弱。因此，刺激消费政策的出台，也是希望能够提高人均消费数量，来对冲老龄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城镇化不仅能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能确保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平衡。严格来说，中国制造业部门长期处于生产过剩的状态，在最近的金融危机里，由于海外需求急剧下滑，这点暴露得更加明显。因此，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刺激国内需求，让国内供需之间，能够更加平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数据，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5%。根据国际通行的界定标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60%，被视作城镇化大体完成。

　　“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全国性的撤乡建镇和撤县建市运动，以及农民工超强的流动性，中国城镇人口比例达到45%可能被高估了。”中信证券分析师于军表示，由此，中国的城镇化还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希望城镇化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那么当前政府就应当考虑，如何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外，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于军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存在某些制度性问题，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早在2000年，政府“十五”规划中就提出，要“打破城乡分割体制”，“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但直到目前，彻底消除城乡分割和人口流动受限的问题还无法完全解决。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政府必须推行渐近式改革，在稳定农产品价格和农村发展秩序的前提下推动城镇化进程。在整个改革进程中，政府也在小心翼翼平衡各方面的影响，找到适合中国发展的路线。

　　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一样。改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起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尽管是全社会的目标，但也同样受到财政开支等外部因素的制约。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契机，让政府能够更加坚决地采用各种手段，消除城乡户籍制度，增加医疗保障覆盖面，从而推动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