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5月27日 08:15 |
作者： |
刘敬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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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笔者出席了由香港理工大学和有关环保组织主办的“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研讨会，其中广东省政协委员、中山大学生态学博导杨中艺教授的一个主题演讲给人印象深刻，正如杨教授开场白所言，“我今天的演讲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杨教授用很明确的数据和图片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为全国经济贡献巨大的珠三角地区，同时也付出了更为巨大的环境和生态代价，现在，珠三角的环境容量已经被超量使用。”
换句话来说，珠三角现在的环境，不要说再加重污染，就是保持现状，都很难成为人们畅想的那个“生态宜居地区”、“优质生活圈”。
随便列举一组杨教授的数据：2007年共52周，珠江广州河段的水质达到三类水（即基本未受污染）的时间只有一周；今年5月22日的《羊城晚报》报道，“广州主要水源地均面临严峻污染”，记者调查发现，在珠江下游被“赶尽杀绝”的重污染行业，居然在珠江的上游“咸鱼翻生”了。水资源专家认为，如果不采取更进一步的积极环保措施，广州的下一个取水口可能将延伸到珠三角区域之外――也就是说，珠三角自身范围内届时将无水可取。而广州人“守着珠江没水喝”只是珠三角生态困境的一个缩影而已。
实际上，各级政府乃至区域经济学家等也都认识到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否则今年通过的《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里不会设立一个非常高的生态指标：到2020年，环境质量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不过，正如中国诸多亮丽的远景目标规划一样，《纲要》在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中，仍将会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者是“上下不同欲”的状况。
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广东省实施的工业产业转移。2005年以来，广东省开始引导珠三角部分工业产业向东西两翼和山区转移，尽管广东省也为之制定了一系列跟环保相关的产业转移的规章制度，不过，根据“绿色和平”的实地调查，这些产业转移的环保措施并没得到很好实施。广东省政协调研组也指出，在当前的技术经济和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向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产业，同时意味着转移污染，而且是生产、生活、生态的“三重污染”。
如何解决政策执行乏力的问题？这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也喜欢用“体制问题”来演绎。
实际上，解决执行乏力问题，重要的是要由公众、媒体和第三方组织来监管政府。而珠三角经济发达，公民素质、媒体发达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应能发挥较好作用。
当然，这还不够。媒体有其局限性，例如它不太可能长时间组织专家学者对某个环境课题进行调研，然后得出最为准确的环境信息告知公众和监管政府。
在这里，笔者建议充分发挥环保NGO的作用。笔者曾参加过北京的一个环保记者沙龙，这是由北京的环保NGO组织等发起的，每周一次，实际上就是一个环保信息的发布平台和讨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环保NGO和媒体进行联动，效果非常好。
可在这方面珠三角却存在短板，珠三角的环保NGO非常少，甚至比不过西部经济落后的省份。
办法不是没有。香港的环保NGO非常发达，有些还是影响力大、国际性的环保NGO。关键是能否让它们发挥作用。
（作者系深圳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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