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5月26日 08:19 |
作者： |
刘胜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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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英国议会陷入了“报销门”，迈克尔?马丁也成为300多年来英国首位被迫辞职的下院议长。但是细看之下，英国议员数万英镑的骗补，与企业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相比实在算不上数额惊人。而且，企业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非常隐蔽：如果不是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CEO去国会哭穷，也没人关注他一直在享用私人飞机；如果不是闹离婚，公众也难以得知全球第一CEO杰克?韦尔奇退休后仍享受令人咋舌的奢华待遇。
近期的金融危机也使得公众更加关注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问题，但过度在职消费并未受到足够关注。
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特别是在所有权高度分散的上市公司中，公司管理层成为内部控制人，而董事会由于精力限制、有限的独立性、管理层选择性提供信息等问题而常常沦为橡皮图章。
为实现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一致性，现代公司引入了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和股票期权激励。但是，由于在职消费的好处由管理层独自享有，而其成本则为全体股东分担，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出发，管理层就有强烈的动机尽可能地扩大在职消费。CEO的过度在职消费具有连锁反应，上行下效，公司的整体管理成本自然会大大增加。
过度在职消费的危害不止于对企业利润的直接侵蚀。管理层提升在职消费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扩大企业规模，通过收购等方式实现快速扩张。公司治理学者George Baker、Michael Jensen和Kevin Murphy等1988年发表的研究表明，美国上市公司CEO的管理层报酬相对于企业销售规模的弹性为0.31左右，即企业销售收入扩大一倍，则CEO报酬将上升31％。对热衷于跨国收购的中国企业而言，高管薪酬还存在“国际化红利”。
可怕的是，如果收购并不符合企业的利益或者收购价格过高，对企业股东价值带来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要约束企业管理层的过度在职消费，首先有赖于公司治理完善，包括强化董事会的独立性，确保董事会能有效地代表股东利益监督管理层，而不是成为管理层的利益同盟者。
其次，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可以缓解过度在职消费。Michael Jensen在1976年提出了利益趋同假说，指出管理者持股比例越高，则进行过度在职消费的动机越低。
再次，要尽可能将在职消费货币化，“疏”而非“堵”。特别是对管理层薪酬绝对水平偏低的国有企业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对管理层而言，很可能愿意为增加50万元的货币收入而放弃100万元的在职消费。对股东而言，这就意味着公司利润50万元的增长。管理层和股东利益都得到提升，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阳光是最好的警察。强化信息披露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韦尔奇退休待遇曝光后，美国证监会介入调查，在舆论重压之下，韦尔奇宣布放弃部分过度待遇。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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