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商务周刊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22日 13:48 |
作者： |
吴金勇;黄继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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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不仅跨过了国界，也跨过了道德的界限。古老的华盛顿共识的世界结束了，接下来会什么样的共识呢
4月2日晚，G20峰会在伦敦闭幕，并对外界发布了公报。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短短几个小时的峰会，承载了太多的希望。
会前，英美主张刺激全球经济，日本等国附和；法德主张加强金融监管，IMF总裁也表示赞同；更让人振奋的是中国在会前明确提出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也得了巴西和俄罗斯的支持，甚至一些人反复地强调世界权力在东移。
无数的争论终于尘埃落定，包含了29条的公报就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公报开宗明义的前言有5点，其中主要内容，许多人在两天前都听到过——即3月31日英国首相布朗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演讲。
“在过往的风雨中，位于伦敦城和威斯特敏斯特之间的圣保罗教堂像块信念之石屹立在国民的生活之中，几个世纪中，它不断带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同样它也会在未来的政治和经济世界领域教育我们。我想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于你们一起谈论将于明天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布朗的庄严语气在教堂中回响，并感染了在场所有人。
他接着说：“今天，我们不谈论具体的金融规划和政策的细节，而是谈一些更持久的价值——真正的从先人那里继承来的美德，他们灌输给我们对未来的理想和希望。在危机最多的当代，我想提醒在场的诸位，首先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已证明，持久、永存的真理是：我们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相同的价值观念上。”谁能与布朗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至少，英国的国民们并不都是如此。4月1日，记者在伦敦城看到，2000人游行群众分成四个方队，朝着针线街行进，那里是伦敦金融城的中心——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所在地。“提倡社会主义！”“实现金融机构民主化！”的标语非常醒目。队伍中还有几个人戴着电影《V字仇杀队》中那个反叛者的微笑面具，这个神秘“侠士”在175年前纵火烧掉了英国国会。
伦敦警力全部出动，每个人都不能休息，这是来自政府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行。他们带着盾牌、警棍和头盔，紧张地看着面前这支伦敦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游行队伍，后者用红、绿、银、黑四个颜色区分成，向着英格兰银行行进。随后，和平的游行人群中有人耐不住了性子，英格兰银行一楼的临街玻璃被砸烂，纸屑在空中翻飞，而在另一边的一家苏格兰皇家银行网点，电脑和办公桌椅也被扔到了大街上。
用游行组织者的话说，这是一次“嘉年华”，他们对全球化带来的混乱经济感到不满。但这种不满很快变成了狂欢仪式。
不止是他们，没有任何人会对过去一年全球经济感到满意，但人们责怪谁呢？美元的特里芬难题、中国的高储蓄和汇率，还是华尔街制造的金融衍生品？布朗的答案是10个人各打10大板——我们每个人都是始作俑者。对于如何走出困境挑战金融危机呢？在G20峰会前，中国的学者和政府一再表示了改变当前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立场，要求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以避免类似危机重演。
布朗在演讲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知道，当人们身处困难时讨论未来是非常困难的，但在风暴中，你不能重新设计一条船。”这一点，从本次峰会的公报中也可以看出：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加强金融监管；巩固全球金融机构；反对保护主义和促进全球贸易及投资。这些未来的措施将大部分参会国的观念都体现了一些，同时大部分参会国具体想法又没有都实现。
峰会当天，一些伦敦人在街道上游行，另一些伦敦人则围在不远处的白金汉宫外，等待一睹那位风度优雅、善于言辞的黑人美国总统，还有那个总显得自己与众不同的法国总统，而他们则正与英国女王谈笑言欢，合影留念。在20国领导人的全家福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紧挨着会议的主人，但他并没有出现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世界各国媒体的提问。在最受人关注的英国首相布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发布会上，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各自只有一个：中国最后决定掏多少钱给IMF？G20峰会的真正主角是不是奥巴马和胡锦涛？对于第一个问题，布朗用一个数字便回答结束了。至于后一个问题，奥巴马甚至只是打了个哈欠。
4月2日晚，各国首脑次第乘机离去。街头的狂欢也宣告结束。纸屑和碎玻璃被打扫干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相信，无监管的全球金融市场不仅跨过了国界，也跨过了道德的界限。古老的华盛顿共识的世界结束了。我们重塑全球经济体制必须是为了反映和尊重我们日常生活中赞美的价值。”虔诚的教徒布朗在日常生活中赞美的价值，真的能是全球共同的价值吗？
“世界经济增长不是零和博弈，没有人会在本次的救市过程中成为失败者”——专访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记者陈楠向全球注资1.1万亿美元、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重起多哈谈判??种种G20峰会成果的背后，实际上是全球金融道德的复苏。英国首相布朗3月31日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演讲反复强调了人类永恒的财富——道德，它让全世界成为一个家庭，并努力为世界上每个家庭的幸福建立新的金融体系。
G20刚一结束，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采访。这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现在中国任职的慈祥老人告诉记者：“新的金融体系所需要的道德，我认为是要回归金融体系最核心、最原始的价值所在。”
《商务周刊》：英国首相布朗3月31日在圣保罗大教堂发表演讲，他反复强调“家庭”和“道德”，这些想法在重建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是很最重要的观念吗？
赛日·安博：布朗所说的道德应该是指我们在思考所有金融系统时最基本的要素，也是金融系统中最原始的组成部分。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从信用证或者说兑换票证发展而来的。最初在欧洲，人们是出于安全的考量，为了避免钱财从一个国家运到另一个国家的途中因偷盗等原因造成的损失，发明了用票据来代表金子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价值。所以，金融最初的定位是为了支持经济活动。
但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金融业虽然还在履行着帮助经济增长的职责，但是它本身的利益也获得的越来越多，并且在其自身崩塌中还连累了经济体中的其他组成部分。
现代银行增加了很多关于管理现金流和资产等方面的业务，发明了很多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并大力发展了金融市场，但他们逐渐忽视了运营的初衷。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显示，美国金融部门的收益占整个经济体收益的份额从1980年代的不到20%达到目前的40%，金融行业比其他行业增长的都快，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金融部门更多的是为自身利益而成长。
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一些著名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将其不为人知的失败投资导致的恶果辐射给了公众。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新金融机构，比如对冲基金用自己眼花缭乱的金融技巧掩盖了正规的银行业务。他们从公众处积累大量资金，来购买很多公司，再把它们切割成几部分卖出；花大力气做期货投机等等形成了很多纯粹的金融性质的运营。而这些大多数行为都是背对公众的，甚至有的连银行老板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更不用说民众了。而后银行还进一步拉上保险公司来分担这些风险，这又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复杂资产。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和法律框架对传统金融活动的监管非常有效，但是并不适应监管这些新兴复杂金融活动的需要。
在现时，我认为金融部门应该重新把自己当作经济中的一部分，以公众的期望为基础，创造更多地产品和服务。我认为布朗所说的“道德”就是再造资本主义的基本元素，重新确立金融业在经济中的角色，重新制定金融业规范和法规，并加强对金融业的监管。
《商务周刊》：本次的G20峰会上还着重强调了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重建，但是民众看到的都是来自官方的结论，您能从民众的角度来解读一下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吗？
赛日·安博：现时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日俱增的新兴业务创造出了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产品。大家只知道这家银行叫什么，但是不知道使这些银行变得富有的产品是什么。
现在，每天都有大量的资金在国际间流动，因资本运作而产生的资金流动量比国际货物贸易一年的价值总量还多。资金从一个银行到另一个银行，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不再是因为基本的国际货物贸易，从而失去了实体经济的基础，而变成了纯粹获取金融业的利益，例如对汇率的投机行为等等。我们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和法律框架对传统金融活动的监管非常有效，但是并不适应于监管这些新兴复杂金融活动的需要，因为那些新兴的部门和业务不断地巧妙地逃避了管制。但恰恰就是这些金融活动促成了经济在短时间内的泡沫繁荣和现在的危机。
《商务周刊》：不论是重塑世界金融体系的道德规范，还是对其加强监管，都应该由全世界国家共同努力实现。那么欧洲国家在其中应该具体做些什么呢？
赛日·安博：我们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是要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虽然现在我们在批评、责怪现有的金融体系，但是我们首先需要它存活下来。毕竟没有人愿意倒退回石器时代。我们需要维持现在的经济，而经济是需要金融的支持的。所以在欧洲，还没有哪家银行倒闭，因为我们要避免因为他们的倒闭导致公众储蓄被冻结，我们要维持这些银行。
第二，是刺激经济复苏。虽然，很多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还不够，很多国家的政府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超过正常赤字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支持经济的复苏。此外，在重塑监管体系的时候，欧洲不仅每个国家都会制定新的制度来约束银行体系，同时，欧盟也会加强与所有成员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加强对金融业整体监控。
最后，我们还要经常组织国家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比如这次的G20峰会，最初就是欧盟大力倡导的。去年，在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时，法、英、德领导人就提出召开国际会议重新定义国际金融市场的作用，其目的首先是如何共同应对并制止经济衰退，其次就是探讨如何更好地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监管。
《商务周刊》：除了联合在一起解决问题，发达国家是否还应该在世界金融话语权方面更加慷慨的分权给发展中国家呢？
赛日·安博：欧洲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异议。欧洲国家一致认为，为了让国际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让发展中国家分担更多的责任，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权利和所发挥的作用也应当反映他们各自的经济实力。
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并且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而对于各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的重新分配，G20已经为此进行了磋商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IMF将在2年后，也就是2011年完成对成员国认缴份额的重新审核。我们也坚信G20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此次决议，并认为各成员国之间关于IMF份额的重新划定以及交割会在2011年之内完成。
《商务周刊》：在此次G20峰会之前就有中国是以贷款还是购买债券的形势向IMF增资400亿美元的讨论，您怎么看中国此次的增资？
赛日·安博：实际上，贷款和IMF份额是两件事情。在IMF增加份额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给了中国更多的份额，那么其他国家的份额就会减少，毕竟总量固定，此消彼长，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可能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最终解决而中国希望从IMF买债券是一件短期的事情，但是这笔钱对于现在的IMF很及时，因为IMF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为贫困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援助，但是金融危机使得其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其职责，中国在此时伸出的援手对IMF非常重要。
此外，向IMF购买债券，中国也会从中受益。首先，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之时，中国可以将其外汇储备对外投资。而这些贷款将用于发放给穷困发展中国家，这就有利于这些国家去应对危机，从而保持世界经济发展，而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来说也至关重要，并会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此外，贷款给IMF非常安全。IMF贷款获得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向其他国家发放贷款。当今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哪个国家会不偿还IMF的贷款，穷困国家再艰难，即使要从银行贷款也要还款给IMF，因为如果不还，这个国家将被排除在世界金融市场之外。因此，IMF是放置钱财最安全的地方。最后，这些贷款将在几年内还清，并附带利息。
其实现在的状况很简单，中国有大量的储备，有能力购买IMF的债券，中国渴望找到安全的投资方式，IMF债券是最安全的投资方式并IMF现在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两方一拍即合。
《商务周刊》：欧洲国家具体能从G20峰会和世界救市计划中得到什么？
赛日·安博：我们实际上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就像G20峰会一样，大家一起为振兴经济出谋划策。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联合起来不让经济一直这样向下俯冲，陷入更深的危机。现在对欧洲的预测是，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3%，2010年前景也不甚光明。但是如果没有新的信心，我想我们的经济会更加糟糕。如果一定要说欧洲从此次的峰会上得到了什么，我认为就是希望。
实际上，我们得到的和美国、中国等国家都一样。尽管在世界共同进步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有各自避免经济下滑的政策和具体的目标，比如中国希望能保持GDP8%的年增长。但我们认为世界的经济增长不会是一项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如果G20的战略是错误的，那么有可能所有的国家都会遭受失败。但是如果G20的策略是成功的，那么，没有人会在此次的救市过程中充当失败者，实际上，每个人都将从中受益。
《商务周刊》：峰会中对避税天堂的制裁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法国总统萨科其指出中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是避税天堂，对此您怎么看？
赛日·安博：我看到的事实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已经向OECD递交详细的保证书，但还没有最终履行其所有的承诺。按照OECD对避税天堂的分类，已做出承诺但还没有完全履行承诺的成员将被列入“灰名单”。
我们制定的这张避税天堂名单，不是为了羞辱或指责任何的国家和地区，而是为了增加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责任感，尽我们的力量让他们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不让国际间的“洗钱”、漏税和逃税危害现在本就岌岌可危的世界经济。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或地区向OECD作出改善承诺，从OECD的“黑名单”转入“灰名单”，我们希望这些国家或地区尽快完善法规、履行它们的承诺，尽早进入“白名单”。
香港在2009年初开始履行各项向OECD做出的承诺，澳门也将在2009年底前做到这些。
“过去的全球化是由 市场主导的，接下来全球化将更强调监管”—专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霍华德·戴维斯□特约记者黄继新（发自伦敦）
《商务周刊》：您对4月2日的G20伦敦峰会怎么看？
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它比很多人预想的要更成功。在峰会召开前，法国和德国做了一些愚蠢的举动。他们太想施加自己的政治压力，我原本担心他们可能会牺牲峰会的成果。另外一个潜在的阻碍是直到最近才消除的，即美国奥巴马团队中还有一些职位没有填补，因此主办方英国担心美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团队来参加峰会，好在结果让人满意。峰会公报是一个重要的成果，涉及了很多重要话题。各方达成的共识也比我此前所预想的要多。综合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峰会。当然，其经济成效尚需时日才能显现。
《商务周刊》：在峰会之前，您对中国方面的想法有哪些担心，峰会的结果会让中国很满意吗？
戴维斯：中国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上。几个月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一个很好的经济刺激案，以国际标准来说，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计划。因此对于未来可能实行的新刺激方案，我认为中国没有的压力。从监管的角度看，中国因为当年有很多银行坏账，所以一直倾向于使用更严格的监管体制，因此实施更严格的资本控制对中国来说也不成问题。但作为离岸金融中心的香港和澳门的情况会引起一些人的担心。
当然，最难处理的还是IMF补充资金的问题，钱从哪儿来，投票权要不要改变？结果IMF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新的信用机制（credit facility），并达成无需改变投票权的新借款条件。这样IMF投票权问题也就暂时被搁置了。中国也不是一无所获，他在新改组成立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中获得了席位，这是以往中国得不到的。因此，整体而言，中国应该很乐于见到峰会的成果。
《商务周刊》：峰会上强调了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监管体系，多年来这方面一直缺失，但您认为这个新体系会产生效用吗？
戴维斯：我不得不相信它会产生效用，我在去年3月出版的书中就建议，应该将“金融稳定论坛”（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改组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uncil），执委会应纳入中国等新的成员。现在这一点实现了，正式的名字叫“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和我的建议几乎相同。架构上的变化，并不一定就能带来结果的变化，但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我想IMF也接受了将金融稳定委员会作为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核心，成为各项国际监管制度的执行者的想法。
《商务周刊》：中国成为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员后，可以做什么？
戴维斯：回顾过去几年，我们现在能看到，中国的极大贸易顺差和美国的极大贸易逆差带来的全球贸易不均衡是这次危机的部分原因，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大家对此有何行动没有一致的答案。因为一个“论坛”不是解决这种问题的地方。在此之前，没有相关的人来讨论该怎么应对，现在，新的“委员会”将讨论金融体系的状况，监视金融泡沫的产生，有相关的人来讨论并制定对策。尽管还是会有政治意愿对某些话题加以影响，但总是有了一个地方来做决定。
《商务周刊》：那要让金融稳定委员会产生效用，需要去除哪些障碍？
戴维斯：首先，要确定怎样执行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其次，是如何确定哪些对冲基金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哪些对冲基金应该被监管；还有就是对于信用评级机构应该采取怎样的监管措施的问题。因此，执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另外，委员会还必须有能力监控每个国家的金融系统稳定性。
《商务周刊》：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戴维斯：过去这些年来的情况是，经济的全球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架构。G7试图建立一个全球化的监管体系，但G7产生的影响力仍然有限。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成形，追赶早已在前的经济全球化步伐。如若不然，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就会越来越大，而这对大家都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中国。因为如果全球贸易一旦崩塌，中国将遭受巨大损失。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全球治理架构，来应对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过去的全球化是由市场主导的，接下来全球化将更强调监管。
《商务周刊》：能否说G20是这个新的全球治理组织？
戴维斯：是的，在此之前没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应对经济全球化问题。当然，它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考虑如何运行，这并不令人惊奇。此前，IMF做了一些，但主要是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缺乏资金的国家提供贷款，它起不到金融监管的作用。金融监管只能靠各国主动联手，在自发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这在以前是缺位的，现在金融稳定委员会填补了这一空白，也是G20试图达到的目标。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中国提出来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如何缓解中国对于持有的美元储备贬值的担心？
戴维斯：眼下更重要的解决办法，是让IMF获得更多资源。特别提款权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我认为还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中国与美元的问题，我想这个局面也是中国自己造成的。我不明白中国为什么要将如此高比例的外汇储备放在美元资产上。全球有25%的储备投在欧元上，但中国持有欧元的比例却极为微小。中国自身有能力去做分散投资，但却没有这样做。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们没有这样做。我问过中国的官员，他们说这是出于流动性的考虑，美国国债比其他投资工具更易于变现等等。但我觉得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中国不希望激怒美国。美国不断购买中国的出口商品，中国则借债给美国以作补偿。中国愿意这么做，这无甚非议，但若据此提出抱怨，这就不对了。中国也尝试通过设立主权投资基金来进行分散投资，短期来看这些投资的收益不高，但长远而言，这是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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