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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日元欧元为鉴
来源 东方早报 发布时间 2009年04月11日 10:13 作者 陈珺
    魏尚进Shang-jin Wei 华人“首席经济学家”

  199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毕业

  1992-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助理教授、副教授

  2000-2001年:担任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国际经济学新世纪讲席高级研究员,兼任世界银行顾问

  2001-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助理部长,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中国经济研究组主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2007年-至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席教授

  东方早报理财一周报记者/陈珺

  魏尚进,当今国际经济学界颇有影响的青年经济学家,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八年哈佛大学任教、一年美国布鲁金斯任职,外加七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让他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新星。全球知名经济学研究数据库RePEc(ResearchPapers inEconomics)2008年发布的全球经济学家排名(以IDEAS经济学及金融研究指数为依据)显示,截至2008年3月,魏尚进位居全球经济学家第76位,这也是年度排名全球前百位经济学家中唯一的华人。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到世界银行,他的足迹踏遍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段经历让他对世界各地的政治经济有深入的观察和研究;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到美国著名智囊布鲁金斯学会,他总能第一时间获悉和参与研究美国经济问题中最敏感的部分。

  曾有多次,魏尚进收到国内地方政府邀请任职财政机关重要决策部门,但他都婉言拒绝了。在同行看来,只要他开口,机会永远不缺。可他却说,自己更适合潜心研究和教学,用更广阔的眼光看待全球经济。

  有趣的是,魏尚进最初选择经济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却是因为不想走父母为他设定好的路。医生世家出生的他,从小就有一个执拗的,甚至被他自己戏称为幼稚的想法:“要像鲁迅先生弃医从文那样,弃医学经济,将来为中国脱贫致富做贡献。”

  小布什不是笨蛋

  理财一周报:您曾任职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等,能不能讲讲那段经历?

  魏尚进:1992年,我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博士毕业。我对做老师很感兴趣,我投了80多份简历给不同学校,结果来了35个面试要求,三天的时间从早到晚我都在面试。第二轮,是15个复试,最后我得到了7个工作的机会。

  不过,我选择了工资最低的一个,就是哈佛大学。开始我还去和他们谈工资,但哈佛大学通过我的导师转告我,哈佛大学是不议价的。这是他们对不同级别教师定的标准,所以只能接受。

  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很多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包括在美国政治界非常有名的约瑟夫·奈,也是我们的院长,他对美国和亚洲关系非常关注。我的同事中还有克林顿政府的一位部长和三四位副部长级别的官员,还有拉美的一位财政部长贝拉斯科先生。当然,学生也很出色,其中就有墨西哥的现任总统。

  总的来说,肯尼迪学院区别于一般的经济系最大的特点在于,时刻注意实践。当时学院有十几位经济学家,他们做的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都是和政策密切相关的,或是政策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或是还没有验证政策的可行性,就会通过理论做研究。

  理财一周报:当时您有没有做过和中国有关的研究?

  魏尚进:我们当时做过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项目,一个培养各国政府官员的计划,我们称为“MasonFellow”。每年大约有10位中央政府各部委的中层干部,主要是有培养前途的处级或处级以上官员,会参与这个项目。据我所知,现在这些人中师局级的很多,也有在中央担任副部级干部的。

  当然,这个计划也不仅仅针对中国来的官员,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甚至有一个学员来自于太平洋上的小岛叫MichaelNisia,这是美国的一个属地,后来他经过谈判还成功地从美国夺回了国家主权,成为该国第一任总统。

  我们和这些来自于各个国家的官员都是相互学习的,他们在回国之后,用所学的东西帮助各自国家的建设,而我们也从他们身上了解不同国家的情况,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理财一周报:离开哈佛到布鲁金斯之后,是不是更忙了?在美国最著名的“智囊”,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魏尚进:确实,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学会,在美国的思想库中排名第一。

  但当时我离开哈佛是受世界银行之邀,为世行行长沃弗森筹划的反贪污项目做研究,而布鲁金斯也恰好来找我,所以那段时间非常忙碌,在华盛顿每周我有4天要去世界银行,1天去布鲁金斯学会,在这两个地方都学了很多东西。

  在布鲁金斯学会,大多数同事都是关心美国经济、美国政治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任职于政府的重要部门,比如奥巴马政府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这也是现在奥巴马政府最重要的一位财政部部长级官员;还有希拉里外长的重要经济参谋莱尔·布瑞拉德等等。

  在布鲁金斯,他们时常会邀请美国参众两院的领袖和政客来演讲,包括当时戈尔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重要演说也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在那里长了很多见识。

  理财一周报:在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家、各种党派人士汇聚的环境中,他们会不会常常为一个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

  魏尚进: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两党的智囊团可以在竞选时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在私底下都是很好的朋友,可以一起吃饭,一起谈话,经常开开玩笑。

  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既有共和党的智囊团成员,也有民主党的智囊团成员,比如基辛格在进入政府工作之前,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老师,还有小布什、老布什政府的成员也是我们肯尼迪学院的老师,历届民主党的总统都会有肯尼迪学院的老师去政府服务,他们在学校开会的时候是非常心平气和的,但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则完全不同,常常会为一些议题闹得不可开交。

  理财一周报:您经常能接触到美国政府官员,有什么人给您留下特别的印象吗?曾有人说克林顿总统的智商很高,小布什则相差甚远,是这样吗?

  魏尚进:我和克林顿有过一次交谈,他和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一副很专注的表情,让你感觉他听得很认真。当时,我跟他提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位是他以前的经济顾问,而他们一位是我的导师,另一位是老师。令我有点失望的是,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而是我所在的布鲁金斯学会的所长,也是他的副国务卿,让他一下子打起了精神,他还告诉我他们是英国念书时候的室友,让我代为问好。

  我觉得,克林顿的智商高体现在政治分析上,他能够问很好的问题,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演讲的时候,克林顿基本都不用背演讲稿。但智商高并不表明他做的所有事情和判断都是准确的。

  相比而言,小布什的知识面比较狭隘,也不能说他智商低于平常人,只是不聪明,口才不好。他的智商不能和奥巴马,和克林顿比,但不是笨蛋,如果是笨蛋,他能选上美国总统的话,也是不容易的。

  俄罗斯缅甸之行

  理财一周报:2001年之后,您成为IMF的官员,可否谈谈这6年的经历,有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魏尚进:2001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罗高夫邀请我去担任贸易与投资政策的负责官员,所以,我多次代表IMF,去过位于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前后后大概去了不下60个国家。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04年我去俄罗斯莫斯科。因为当时我的一部分研究是关于反贪污经济学,所以在那次国际会议上他们就邀请我做一个主题发言,内容就是关于反贪污经济学的。

  那是我第一次去莫斯科,因为从小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苏联歌曲,还看过很多比如《列宁在1918》的苏联电影,所以有很强的好奇心,就提前了两天去旅游一下。

  在经过红场的喷水池旁边时,遇到了两个警察想要敲诈我。一开始他们问我有没有带护照,我说护照不在身上,不过我住的酒店不远,可以去拿,但他们拒绝了,还吓唬我说我惹上了大麻烦,要么交罚款,要么就得去警察局走一趟。

  这明显是在对我进行敲诈,可要不要缴这个罚款呢,我转念一想,我来这里开国际会议的议题就是反腐败,就这样任由他们敲诈,岂不是太荒唐了嘛!于是,我决定跟他们走一趟,看看他们到底会对我做些什么,顺便也作为一个研究。

  当时我还担心到警察局被他们打一顿,但走了没多久,两个警察在一阵嘀咕后,就放我走了。后来,我和俄罗斯同事聊了这件事,才弄清了原因。因为对这些经常敲诈别人的警察来说,机会成本很重要,我从容的态度让他们认为自己是找错了对象,与其在我身上浪费1个小时的时间,还不如在广场上找找其他可疑的目标,或许还会有收获。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些警察能那么明目张胆,是因为在莫斯科有很多中国商贩,他们一般都是无证的,所以在被抓住后他们只能任由警察敲诈。后来在发言的时候,我就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例子在大会上讲了出来,也使我的演讲变得更生动了。

  理财一周报:在IMF期间,您去过60多个国家,有哪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存在很大问题,您能谈谈去这些地方的经历吗?

  魏尚进:就谈谈缅甸吧,2004年我是IMF派往缅甸的领队和负责人,缅甸完全封闭式的经济,在我们看来有许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去过缅甸之后,我们会深深地感觉到改革开放的英明,因为缅甸是既不改革又不开放,有很多政府干预和政府治理的问题。

  举例来说,缅甸产量最大的经济作物是稻米,而且缅甸的稻米在市场上的价格很便宜,非常有竞争力,但是他们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却是限制稻米出口。

  缅甸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一旦缅甸同意稻米出口,那么大米的价格在国内肯定要上涨,就会有很多缅甸老百姓因为米价上涨而吃不上大米。但事实是,缅甸90%的老百姓都是种稻米的,所以稻米出口对他们来说是利大于弊,人均收入也会增加。

  作为当时的领队,我就提出了缅甸可以将禁止稻米出口的规定废除,以出口税来代替,这样的话,90%的老百姓收入会增加,而10%的那些买不起大米的老百姓,政府就可以抽出一部分出口税来补贴他们,这样对所有人都是有好处的,这个建议完全是参考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

  理财一周报:缅甸政府采纳您的建议了吗?

  魏尚进:当时他们并没有完全采纳我的建议。因为缅甸禁止稻米出口,导致了当时缅甸国内的粮价只有国际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所以利润是非常大的,而且缅甸稻米的质量高和产量大,所以这些人不愿意看到政府废除出口限令,这样会断了他们的财路。

  除了稻米,汇率也同样受到缅政府的严格管制。缅甸政府公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换5.6296缅元,但在缅甸的黑市上,1美元可以兑1000缅元。而只有那些有背景有权势的人,才能以官方汇率卖出缅元。有趣的是,当时我们这些IMF的官员,也不得不跟着一位世行的官员,去黑市兑换缅元。

  不认同“美国阴谋论”

  理财一周报:在IMF这样的国际组织,身为一个华人,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魏尚进:IMF也好,世行也好,这两个组织中已经有很多中国面孔,这对于学者或经济学家而言都是很好的培训机会,而且也确实为中国的金融界和政府输送了很多人才。

  比如,高盛集团(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就是以前IMF的一位职员,我在IMF做实习生的时候,胡祖六先生才刚刚在IMF工作。

  现在上海市政府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博士以前是世界银行的职员,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斯坦佛大学的博士生。

  还有中金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博士也曾经是IMF的职员,我们有很多年的交流,我们在华盛顿做学生的时候还做过室友。

  但在IMF,总体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尤其是亚洲和中国,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现在IMF的印度官员比较多,但中国官员的人数还很少,而且都是比较底层的研究人员。我认为,将来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中国人担任高级职员,能够带队去各国谈判,是可以继续努力的。

  理财一周报:对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国内有很多专家提出了“美国阴谋论”,比如石油价格暴跌是针对俄罗斯,美元贬值是针对中国这样的美元储备大国。对这种论调,您的看法是什么?

  魏尚进:我有足够多的朋友为民主、共和两党服务以及出谋划策,我很难想象这种做法会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支持,用次贷危机或者国际危机来达到对外政策的目标,这个成本太高了。至少在美国国内,我从来没有听到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内部有过这样的说法,而且,我也相信,如果有人提出这种策略,智囊团队也会有很多人跳出来反对。

  其实,一年半前,当全球的油价和粮价高企的时候,也有国内政府机构的朋友问我,有没有可能这是美国利益集团所为,想通过拉高油价来拖慢中国的发展速度。我说,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是不是零,我不敢肯定,但确实很难想象这件事情的概率会很大。

  原因也是一样的,美国要想通过这种方法制约中国,它的成本是高得惊人的,因为美国是对石油高度依赖的国家,而且如果要考虑选民的话,选民对油价高企是非常厌恶的,更何况,拉低中国的经济增速,对美国大多数人来说未必是好事,相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美国带来很多益处。

  因此,所谓的阴谋存在的可能性不大。

  理财一周报:眼下全球金融动荡,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遭受质疑。现在是不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最合适的时机?

  魏尚进:不妨先来看看一些有先例的国家和他们的货币。

  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美元储备国,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国际资本市场有很多呼声,希望推行日元国际化,但是当时日本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拼命想抵制日元国际化,原因在于日元国际化之后对日本的货币政策将产生很大的冲击,日本政府担心,当大量的日元流到海外,对日元货币的供应、日元汇率的波动,都将更难以控制,尤其是日元汇率波动增大,将对日本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其次,日本采用了国际资本账目管制的方法,即国内的利息率是低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

  当时有很多学者认为,鉴于日元非国际化和资本管制的组合作用,日本企业很占便宜,因为融资成本很低,但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组合同样造成日本金融行业效率低下。

  现在大家重新开始审视这个问题,综合来看,一味抵制货币国际化,并不是很明智的决定。

  那么是不是应该鼓励货币国际化呢?

  如果人民币能够到达美元的地位,也就是一旦你的货币成为贸易交易和储备货币的主要货币了,那么确实好处很多。

  第一,永远不用担心外币的债务危机,现在世界上只有很少的国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包括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因为外债太多,储备不够,才造成危机。

  第二,融资成本很低,别人需要拿你的钱作为储备,相当于你用印出来的纸换人家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显然很合算,

  但是,除非你到了这一步,在此之前,好处并不是很明显。全世界80%以上的货币储备是美元,美元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在推行货币国际化上,欧洲花了很大的力气,但力量相比美元还是比较微弱。

  尤其是一旦推行了货币国际化之后,就必须要放弃货币调控工具对经济的作用。

  对大国来说,通过推行货币国际化,或者甚至推行亚元促使市场走向一体化的话,益处不是很多,但放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损失会比较大。但对于小经济体,比如香港和大陆相比较,香港放弃货币政策利大于弊的可能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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